有意思的是政協為什么會安排胡佐軍進行大會發言。政協一位副主席說，因為縣委提出“項目招商年”，所以要有一個招商引資的發言，“考慮到胡佐軍既是政協委員，又是縣委辦負責材料的副主任，所以在縣政協常委會議上，大家一致推薦了他”。這就是說，政協深度利用了胡佐軍縣委辦公室副主任這一身份的特殊性，希望配合縣委當然也是鄭書記的中心工作，然而馬失前蹄，一幕“建言獻策”的好戲演砸了。

政協深思熟慮的配合，胡佐軍的特殊身份，恰好變成了鄭書記的怒火。同樣的內容，如果不是縣委辦公室副主任胡佐軍說，而是換人來說，鄭書記未必發火。胡佐軍的遭遇，與其說是鄭書記蠻橫，不如說是特殊意外。

始終不要忘記胡佐軍的特殊身份。這是政協安排發言的謀劃重點，也是胡佐軍發言之所以會“權威”而很難說是“僅一家之言”的依據，也是鄭書記發火的根源。胡佐軍作為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大會發言的內容恐怕確實會有許多屬于縣委決策部署、鄭書記的想法，“不應作為個人發言”，也很難作為工會青年界的意見。

胡佐軍難道真的會心有二志嗎，“個人主義膨脹”嗎？我想，這恐怕是鄭柏順的過度解讀，上綱上線。胡佐軍也未必不是效命不辭。

這件事與真話沒有關系，事件中毫無直言讜論的蹤影。這是一個與身份相關的故事，一個與“秘書政治”有關的事故，一個與“民主舞臺”和權力有關的故事。

縣委書記一人之不快，就是全縣政治生活和“民主舞臺”的重大不快，這是實在的。書記一怒，震動政協，收回發言材料；組織處理，胡佐軍停職檢討。權力兇猛，然而，這不正是某些“黨委一班人”以及地方政治的工作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