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特約評論員 楊耕身

“近些年來，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近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了首屆“清華社會發展論壇”，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在會上發布了《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報告，提出了“新的穩定思路”。其中提出:維穩不是要消除利益沖突，而是要設立規則；準確評估社會形勢才能從容應對；有權利的保障才有社會的穩定；建立利益均衡機制；容納沖突，用制度解決問題等。（《中國青年報》4月19日）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之名頭，報告初稿撰寫者晉軍、應星、畢向陽，以及統稿者孫立平、郭于華、沈原之皇皇陣容，無不在為這份報告增加分量，讓它顯得更加讓人矚目。這樣一種堅韌的努力異常可敬，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是不免被一種倦怠的情緒擊中。想一想吧:不論是“越維越不穩”之現狀，還是所謂“新的維穩思路”，它們有什么是新的？要經過多少“維而不穩”的事實堆積，才足以讓人總結出一個“維穩的怪圈”？而那些“維穩思路”，也早已是河上的橋。難道僅僅因為過河者總是選擇去摸石頭，所以它才成為新的？

一些地方“基層不高興”的情緒已四處蔓延。對這樣一種“不可治理狀態”，身在社會中的人們，比之專家學者無疑有更深切的感知。那些維權者的苦難，他們的憤懣與怨氣，承受與不可承受，不說也罷。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參與維穩者的壓力與不甘。去年4月《半月談》曾刊登一名鄉鎮信訪工作干部的來信，他憂傷地寫道，“自從分管信訪，我天天膽戰心驚，如履薄冰。”這些維穩者與那些不穩定因素，既處于維穩工作的兩端，也都成為體制“痼疾”之下的受害者。由此所展現的，正是一個早已疲憊不堪的基層社會現狀。

基層的治理之所以一味在“怪圈”里面打轉，基層社會之所以疲弊難消，根源于一種政績壓力。中國實行自上而下的吏治考核辦法，于是當地方穩定成為“一票否決”，從上到下都在強調“領導包案”、“屬地管理”之時，地方政府不得不陷于窮于應付之困境中，這也使得中國成為在維穩上投入力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然而，一些官員仍篤定地認為，相對于穩定的“大好局面”，維穩的代價有多大都是微不足道的。

且不論“穩定”已成為一些權力者濫權踐法的借口，單就通常的“維穩”而言，它也只能使得地方政府為了一個穩定的假象而無暇他顧。它不僅使政府正常的守夜人職能、司法應有的“最后的公正”職能被虛置，而且也使得民眾正常維權變得異常艱難。因為在某種“同仇敵愾”之下，他們可能永遠無法遇到可以說服的權力，民眾的怨氣也就在逐步郁積之中，成為基層社會各式各樣的“火藥桶”，一觸即發。而由此帶來的，又是新一輪的維穩壓力與投入。這既是近些年來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關鍵，亦是導致維穩工作陷入“越維穩越不穩”怪圈的深層原因。

民眾的訴求必須找到一個出口，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需要得到保障。當不能實現對于基層社會有效的治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厘清兩個認識的時候了:到底是以權力訓導權力，還是以權利馴服權力。以權力訓導權力，指向的只能是權力的威權思想，而我們最終需要的，是使權力體系能夠俯首于公民權利。因此，最終需要落實到對于體制的改革之上。如果說，舊的維穩思路糾纏著太多人治或權大于法的心結，那么改革就必須向體制中注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主靈魂。

當“穩定”成為一種高于人權、高于法治的追求或潛規則之時，其實已經表明疲弊的程度。“體制需要一種舒展的靈魂”，這依舊是參與報告統稿的孫立平先生曾經說過的，“體制也像人一樣，會拘謹。試想它整天滿腹心思、愁眉苦臉、神色緊張、不茍言笑，這樣能處理好問題嗎？面對社會矛盾和沖突時，應該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態、舒展的靈魂。”只有充滿自信的體制，才會有舒展，才會有自如的收放，才會有最根本的穩定。但是，對于信訪，對于維穩，對于基層社會治理，一直以來，我們是不是說得太多，做得太少？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