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引發熱議的中國銀行固始縣支行行長閔志濤酒后猥褻、暴打幾名女子的消息，得到中國銀行信陽分行的回應。該行隨后決定：撤銷閔志濤的支行行長職務。就帖子里所說的副縣長張建成在場冷漠旁觀之事，縣紀委已于當日展開調查。(4月11日《大河報》)

猥褻、暴打女子的銀行行長被撤職，冷漠旁觀的副縣長則被調查，這一階段性的結果顯然對于平復民怨大有裨益，這也標志著這次猥褻丑聞即將塵埃落定。不過，做出猥褻之舉的行長被撤職不難理解，但需要思索的是，對冷漠旁觀的副縣長進行調查甚至撤職，應該源于對于法律和制度的堅守，而不僅是出于以德考官這一倫理對官員素質的要求。

可是，從目前的情況看，該副縣長的被調查直至被處理，主要是因為他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暫時還沒有人準確而具體地說明其行為所違反的法律、紀律的精準條款。這種對官員群體的泛道德化的要求，其負面作用在于，很難對其量化和制度化，往往是民怨沸騰則處理，沸騰得厲害則嚴肅處理，若沒有引起爭議，則又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我國古代是典型的政治倫理化社會，倫理和政治糾纏在一起，幾乎難以拆分，形成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的現象。儒家倫理成為治國的基本思想，促成了中國社會框架幾千年的穩定與和諧，這種特有的中國模式即使到了現代社會，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強調“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便是非常好的體現。但古代政治倫理化的弊端也較明顯，就是其治理過程主要依賴魏征那樣的官員向皇帝諫諍，同時也依賴皇帝的清明。因皇帝或高級官員具有幾乎毫無疑問的自由裁量權，使得即便是李世民這樣清明有為的一代雄主，對于道德上有瑕疵的官員的處理，也要完全依照其心情及當時的理解而定。在結果公布之前，其他官員和民眾只能揣測，而不可能明確獲知。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道德有瑕疵的官員，如何處理、何時處理、甚至是否處理，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政治倫理化的隨意性，與現代法治社會的悖離，主要體現在程序的缺失。在有些地方嚴打之類的行動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那種公檢法協同作戰的情況。這樣做法，效率可能會有極大提高，惡勢力被盡快鏟除也的確大快人心，但必須強調的是，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職能設計，本來就該是前后銜接、相互制衡的，那種貪圖高效而協同作戰的做法，極可能使權力處于失控的狀態，從而在打擊黑惡勢力這一道德化的旗幟下，對法律的尊嚴和民眾的權利造成傷害。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冷漠旁觀的副縣長的調查和處理，不僅僅是為了平民怨，而應該是問責機器啟動的必然之舉，是證據確鑿、法理明確、符合程序正義要求的依法問責。只有這樣，所有冷漠旁觀的副縣長們才都會得到懲戒，而不必再依賴沸騰的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