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3月29日在會議上表示，要強化責任追究，凡是在執法過程中導致涉案人員非正常死亡的，對直接領導、分管領導一律先停止執行職務，待查清事實后再依紀依法處理。（《京華時報》3月30日）

此表態說明政府已準備解決現今各非正常死亡案例的非正常現象，可見非正常死亡案件，尤其是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案件，正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每件非正常死亡案件背后的“貓膩”與隱患，也確實足以引起公民乃至政府的重視。但在官帽上大做文章，則會為公正、透明解決案件增添阻力，甚至會適得其反。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表示，祛除意外事故，非正常死亡是風險的制造者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造成的犧牲。也就是說，這是人為因素，而這人為因素則通常是權力因素。無論是礦難的高風險運作造成的犧牲，還是拆遷引起的自焚，或者是看守所內的非正常死亡，背后都存在著權力尋租或者權力違規操作。

自“躲貓貓”開始，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案例與日俱增，到如今的“喝開水死”、“激動死”，具體案件實在難以統計；另一方面則是權力與權利的較量，較轟動的有“唐福珍自焚”、“七旬老婦被活埋”等，其他非正常死亡案例更是屢見報端。這種非正常死亡案例，不僅關系到人權、生命權、公民的知情權，也關系到社會公平與正義，權力的違法、瀆職和濫用等，其積弊和隱患讓每個人都不能視若無睹。

揪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再加以懲治，看似找到了關鍵點，能遏制這種非正常現象，減少權力侵害生命，實則會更加逼迫官員捂蓋子和再次的濫用權力。

對于違規的權力者，如果非正常死亡事實能欺瞞眾人而順利“過關”，權力者大可安穩睡覺，如果一旦事端暴露，并被免職，則其在免職期間會利用權力“余溫”加緊采取措施隱瞞真相：或利誘死者家屬，或威逼，或損毀證據，甚至會“破罐破摔”。更會在免職之前竭力隱瞞真相，例如官員謊報、瞞報礦難人數。這都會對及時找到真相形成無形的阻礙。

更重要的是，官員在此案件中落馬，在他處復出的情況也早已不是新聞。從這方面看，不加考慮的問責領導，對官員的命運不僅起不到抑制作用，也會更加鞏固權力者之間的利益鏈條，只是給他們提供了“作案經驗”罷了。

并不是我反對問責官員，如此權力者的罪惡是不能饒恕的，只能面對法律。如果將問責形成一個硬性的慣例，沒有伸張余地，更不考慮利弊和對案情的影響，一味的問責領導，把問責領導作為解決事件的重要方向和成果，在沒有配套措施的情況下，這樣的任免無疑將成為官員捂蓋子的刺激物，也是對個體生命不負責。遏制非正常死亡案件，關鍵還要斬斷權力尋租的利益鏈條，規范權力，公正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