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則把整治酒后駕車的違法行為，作為一項經常性的重要工作，緊抓不放，堅持不懈。一般日常性檢查持續不斷，而大規模的突擊性的檢查更是常有安排。如每年新年、春節來臨之際，往往是交警采取的突擊行動之時。類似這樣的大型突擊行動，在新加坡頗受歡迎。對于酒后駕車者一經逮住，就要依法懲治，根據其危害度大小進行處罰。有的罰款，吊銷駕照；有的判刑、坐牢。對于酒后駕車致人死亡，有的判其傾家蕩產，有的以命償命，實為違規者罪有應得。對于酒后駕車者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就是對受害人的殘忍與不公。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嚴明的國家，其城市有序的交通，根本在于有效的治理。

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國外有些國家考慮到貧富不均的客觀現實，考慮到有車者與受害者多為富者與貧者的客觀存在，法律在交通事故產生的行政罰款或民事賠償責任上，有意加重富人責任。如芬蘭，既“一視同仁”又“貧富有別”，交通違章罰款額依據個人收入確定，諾基亞副總裁一次超速行車，就收到11萬歐元罰款單。

治理酒后駕車，國際上通常采用“教育、工程、執法和急救”的4E策略，如德國，建立從中小學到準駕駛員的“事前教育”機制，有的國家則把酒后駕車行為與個人信譽體系聯系起來，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人”社會評價體系，這在西歐和澳洲比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