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驚現“記者村”，在這里的忻府區合索、曹張鄉的令狐莊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地，一些無業青年當起了“記者”，利用煤礦違規生產而敲詐錢財。（3月22日《重慶晚報》）

這些“記者”的營生很簡單，就是來到礦上，指責老板“違規生產”，并利用煤礦之間甚至煤礦與當地政府之間的“合作互保”關系，輕易要到“封口費”。這種敲詐，風險小，利潤大，對無業青年來說是種合算的營生方式。

這雖然是一群“假記者”在猖獗活動，但更形象地說，這實際就是黑吃黑。當地煤礦老板并非全然不知這些“記者”為假冒產品，但“記者”雖然是假冒，卻又利用老板之間、老板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透明，兩線作戰，威逼利誘，使得煤礦老板不辨真假，全以真記者對待之，貢獻出“封口費”。這些“記者”中的一部分人，又能通過一定的關系，將“監督報道”形成文字，這些人被稱為“能發稿的‘假記者’”。基層政府為不被曝光，“常常會嚴令被‘逮住’的礦不惜一切代價擺平事件，否則整個地區都會有被集體停產的‘連坐’之憂。”于是，“記者”們就能輕易得到“封口費”。

吳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援引了一些史料，其中有清代“漕口”、“白頸”和“白規”的掌故。譬如“漕口”，是寄生在漕糧陋規之上的扒糞食客，類似于這些專吃山西小煤礦的事故“記者”。“槽口”的發現，讓吳思先生自稱“體會到生物學家發現新物種的快樂”。事實上，這些扒糞記者何嘗不是煤礦經濟鏈中新的物種？

權力灰色化，使得保護費變成了“封口費”，黑吃黑以“有償不報道”的方式進行，媒體監督這種軟性權力竟然成了最適當的敲詐工具。這是特殊的煤礦經濟下，所孵化出來的一種奇怪的灰色利益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