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個經歷的背景是，在媒體報道該地區蟻族生活后，當地政府出臺了《唐家嶺地區整治工作方案》，準備對該地區實施舊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違章建筑，建造白領租賃公寓吸引在中關村、上地軟件園等地工作的青年白領前來租住。有蟻族反映，原來生活雖艱苦，但起碼租房很便宜。而整治則讓他們沒地方住了，白領公寓建起后他們也租不起。所以他們非常反感媒體的關注。

蟻族概念的發明者廉思也成人該地許多人眼中的“敵人”。有蟻族對他說：如果“白宮“(指白領公寓)真的建起來了，我們負擔不起房租，就不得不往更遠的地方搬。現在我們住在北五環外，到北京兩個小時，改造后我們只得搬到北六環外，到北京3個多小時。偌大的北京城，怎么就沒有我們的安身之所呢？是廉思讓政府和社會開始關注我們，但也是他讓我們越來越走向城市的邊緣——蟻族們對媒體記者，有著同樣的“恨意”。

媒體的關注當然沒有錯，對這樣的生活熟視無睹才是媒體的失職。問題出在，政府該如何回應媒體的關注，如果只招來城管，只招來拆遷，只招來清理和改造，這絕不是媒體希望看到的。弱者如驚弓之鳥，對政府權力充滿恐懼，擔心關注給自己帶來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