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曾到非洲工作兩年。由于之前電視媒體中大多報道非洲戰亂、自然災難、饑餓及瘟疫，在飛機抵達肯尼亞之前，我就作好了走沙漠、住帳篷、飲濁水的心理準備。到了其首都內盧畢，才發現這是一座有成片樹林的花園式城市。

領略了非洲“無樹不開花”的美景之后，我們一行穿越中部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大型國家公園，轉輾到海濱城市蒙巴薩，才發現肯尼亞這個國家還是在人類學意義上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復性社會，歐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東亞人及非洲黑人不同種族同生活在東非這片土地上之外，同一種族也由不同族群構成，僅肯尼亞的非洲黑人中，就有40多個民族和上百個族群，其中吉庫尤人和盧奧族人居多。

所以，說到國家的復雜，肯尼亞絕對算一個。肯尼亞的官方法律幾乎是一體繼受了前殖民統治者的法律衣缽，遠離城市的大片國土則由維護部族權威的非洲習慣法占據主體位置，穆斯林社區則執行伊斯蘭法，呈現出肯尼亞的官方法律、非洲習慣法和伊斯蘭宗教法相互交錯的“一國三制”形態。

在我剛剛到達之時，肯尼亞正在經歷“去個人崇拜”的啟蒙時期，學校、機關及公共設施處已經不再強制要求懸掛國家領導人畫像。“去個人崇拜”運動，使官員從神秘狀態中走出，重歸“普通人”行列，而他們也與每一個普通人一樣，有與生俱來的貪念和私心。由于官員手握著權，能借到勢，又占著資源，他們自肥的機會比普通人高得多。“去個人崇拜”化，成了邁向透明執政的契機。作為透明執政有機組成部分，官員財產申報制的出臺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肯尼亞從“去個人崇拜”啟蒙到2003年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大概經過了五至六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