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尚且如此，那么失地農民以補償款入股的那部分利益就更難獲得保障了。一方面，商業項目可以公司機密這一合法理由拒絕對公眾公布相關財務狀況，以此逃避監督；同時，大股東可以通過股權優勢來設置對小股東不利的各種制度，從而限制甚至剝奪小股東參與管理的可能。另一方面，那些以失地農民為主體的中小股東會因缺乏相關技能——法律技能和財務技能，而失去對公司運營的合理監督，最終導致自身利益受損。

在目前的農地征收補償機制下，失地農民所遇到的只是補償款過低的問題，今后若實行補償款入股，他們所遭遇的就不僅僅是補償款過低的問題，同時還會產生分紅權如何落實的問題。如果說前者可能是補償款多與少的問題，后者就可能演變成有還是沒有補償款的問題。這也不是危言聳聽，中國上市公司中不少中小股東多年來無法獲得分紅就是一個例證。

針對農地補償款過低的問題，地方政府作了不少的努力。此前筆者所討論的以土地換保障是一例，而今天的農地入股或者是補償款入股也是地方政府的創新。但是這些創新最后都無法回避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認定農地的價格。如果說農地的征收補償價格還是以“原有用途”為限，如果《土地管理法》中農地“非農使用禁止”的做法不改變，地方政府的各種創新還是在這個鐐銬下進行，那么眾多的制度創新就只是地方政府的自娛自樂，而與農民利益無關。

事實上，只要放開農地用途限制這個緊箍，現在看來是難題的很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一方面，農民分享了集體土地轉為建設用地后帶來的巨大收益，從而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得以推動；另一方面，由于建設用地供給量增加，城市的土地價格將得到抑制，飽受責難的高房價問題將得以緩解。如此一舉兩得的好處，政府為何不為呢？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