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市場化改革后的情況來看，兒女讀大學對普通中國家長而言確實是個不簡單的檻。每個家庭也許都信奉“兒子要窮養，女兒要富養”，但即便是能付起學費，有多少人能夠抵抗每天2000元的生活費誘惑？如今社會讓人想起龔古爾，在那本著名的《18世紀女性》的書 里他寫道，在1700到1789年之間，女性是促使一切動起來的彈簧。她是追求高級的力量，是思想領域的女王。到處都是多情的法則風流在起作用，差異僅僅在于雅俗。在柏林士官學校擔任教官的詩人朗穆勒曾寫信說他真的不行了，因為他甚至沒有錢養個情婦。

兩年之前，《瞭望》周刊指出，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貧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為中國公民的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

是的，財富差距正在挑戰社會的極限。社會的奇怪之處還在于，有大量的女性以為劉德華沒有公布就真的沒有結婚。這樣的荒誕劇在其他國家從未發生過，而我們還經常批評對方對婚姻和戀愛的標準日益金錢化。

但這絕對不是女性的錯。誰的標準讓大量青少年以郭敬明的小說為好東西，誰讓普通人對醫療、教育、房子難荷其重，誰就造成了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改變。在明暗的“二奶”合同面前，這不簡單是個人與正常生活破碎的誓約，而是全社會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