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宣布，將個人住房公積金最高可貸額度由30萬元降為20萬元，同時暫停發放二次（含）以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有聲音認為，此項新政有助于逼退目前的高房價。

繼各地紛紛表示嚴格執行二套房貸政策之后，住房公積金貸款的收緊再次向市場發出政府調控樓市的信號，房地產投機將因此而受到進一步遏制。但是，在放緩公積金向樓市流入的速度之后，如何確保住房公積金的使用效率值得關注。

事實上，南京新年伊始收緊公積金貸款的原因還在于，上一年度當地公積金已“超極限”使用。數據顯示，南京當年總共只歸集了69.71億元的公積金，但放貸量卻接近120個億。當然，在國內樓市因政策收緊而陷入膠著的敏感時期，市場對南京改革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的解讀，更偏重于其打擊投機的調控意義。其實，相形前期收緊二套房貸對樓價飆漲的打壓作用，限制公積金貸款規模對樓盤銷售的影響并不非常明顯。長期以來，我國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面狹窄，不僅城鎮下崗職工、廣大農民工被屏蔽在公積金福利大門之外，就連一些在非公企業就業的職工也沒有被覆蓋到。住建部數據顯示，2008年末全國實際繳存職工人數僅為7745.09萬人。以此推斷，公積金住房貸款收緊措施的現實打擊面較為有限。

去年樓市火爆，扭轉了國內住房公積金長期利用不足的態勢，但卻將其推向另外一個極端，以至于地方政府要出面收緊公積金貸款流速。以此觀之，切實發揮公積金社會保障職能、強化住房公積金常態管理效率不容忽視。其關鍵在于，建立市場化的信托管理模式，通過市場競爭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我國公積金制度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實行“房委會決策、中心運作、銀行專戶、財政監督”的模式。但是，這一看似嚴謹的制度安排卻在執行上存在諸多突出問題。核心問題還在于管理機構定位不清，亟待進行制度革新。按照相關條例要求，房委會由職能部門代表、工會與職工代表、單位代表等組成，是一個松散的協商議事機構，因而在決策中實際上被虛化了。更為關鍵的是，作為實際管理者，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定位十分模糊，它既非政府機構，也非金融機構或會員制法人實體，而是隸屬于地方政府部門的事業單位。由于沒有市場化的考核標準，各地公積金管理中心長期無法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諸如財務審計、信息披露和風險防范機制隨之長期缺位。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管理中心很難在“市場運作”與“行政管制”間取得平衡，或者被動等待上級機構行政指令、怠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導致公積金資金閑置；或者利用行政權力越界使用資金，“內部人控制”與尋租現象猖獗，出現違規違法挪用侵占資金問題。遺憾的是，住房公積金在運作過程中，鮮有公開途徑披露相關資金賬戶明細，公眾監督缺位，財政監督又難以面面俱到，這給一些腐敗違規問題提供了可乘之機。

可見，制度設計的瑕疵讓住房公積金運作的效率與公平受損，亟待全面推行以公積金所有人為權利受益人、社會保障機構為保管人、專業的商業金融管理運作機構為受托人的市場化信托管理模式。對于公積金具體運用范圍的厘定和資金使用效率的考核評價等具體問題，在暢通受益人與托管人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交由信托管理體制來規范確定。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