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數年未曾跨越4%這一老目標，結果自然衍生出眼下公共教育領域諸多詭異現狀:比如一度熱火朝天的教育收費市場化走向，教育支出是個定量，財政袖手了，家長自然就要負荷更多；比如教育服務者待遇長期口惠而實不至，薪酬績效改革弄成數字游戲，與公職人員薪酬差距更甚；比如基礎教育落差巨大，教育均衡捉襟見肘，因為財政有限，才搞出諸多“重點”；比如公共教育越來越像開發商，舉債、炒地皮、玩空手套白狼游戲……往大處說，所謂“難出大師”“大學不大”等后遺癥，恐怕也可以從這4%的目標未達成上找到程度不等的原因。

今年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實現4%這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目標的最后一年。十數年未曾跨越4%，可見教育之弱勢，癥結有三:一是盡管訂立了4%的目標，但迄今未能從政策或法律層面規定各級政府的投入比例，在4%目標責任上，只有“國家”的抽象意義；二是公共教育是個軟實力的工程，短期見不到實效，而各級政府向來喜歡一本萬利的GDP急功近利式投資；三是公民的受教育權缺乏財政支撐，相關權利從紙面上扎實落地尚且缺少一道物化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