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規范和限制法院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日益成為司法公正的重要課題。監督制約法院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辦法也有很多，像北京市二中院、東城法院等多家法院已開始試行“量刑答辯”制度，將量刑納入庭審程序，用程序正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就是一個實在管用的辦法。縮小法官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權”，必須始于尊重和保護當事人的知情權和發言權，擴大和發揮公訴人和辯護人的參與權和監督權，讓具體刑罰在充分辯論，各方答成基本共識之后，再由法院從“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精細定酌中產生，而決不再是法官或法院獨斷妄定，草菅人命，這才是法制之幸，民眾之福所在。

事實再次證明，制度機制最能制約權力。這是因為制度機制是由一系列機構、人員、條例或規章等構成的一個完整體系，對權力具有較強的框定性。這也是制度機制具有根本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的關鍵所在。事實上，權力的本質是一種“力”，即一種社會性的控制力量或能量。法官的審判權同樣也是一種“力”，而且是能量較大的“力”，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性命。在腐敗攻勢猛烈的現實背景下，稍微放松審判權的監督制約，就有可能使其變成尋租的工具。所以說，真正的審判權力規范與制約，必須是建立在異質性的基礎之上，用比審判權更高一層的制度機制來制約它。讓律師辯護量刑，就是對法官審判權的監督制約。

當然啦，制度機制運用于實踐，其主要的監督主體再也不是立法機構、司法機關和行政架構中的上級官員，而應該變成以主權在民為靈魂和統帥下的民眾監督、輿論監督和其他方面的監督，并通過以上三種力量的合力來制約審判權力，從而使審判權力馴服。最終的結果是：量刑必須嚴格依照法規進行，加一年減一年都有法律依據，無法隨意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