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報》2月18日《北京最缺“簡單”體力勞動者》報道，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提前啟動外來農民工就業監測及服務。據統計，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勞動力市場簡單體力勞動人員、治安保衛人員最為“稀缺”。據市職介中心統計，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勞動力市場需求大于供給缺口最大的10個職業依次是簡單體力勞動人員、治安保衛人員、餐廳服務員或廚工、清潔工、營業人員、飯店服務人員等。
　　
　　又據，《經濟參考報》1月26日《大城市人口嚴重“超載”專家建議適當限制流入》報道，我國近年來的城鎮化導致人口流動出現“盆地效應”，大城市人口嚴重“超載”，給城市的管理與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由此伴生的一系列問題如流動人口管理、戶籍制度、城鄉結合部等也逐步成為我國城市管理與發展的新課題甚至新難題，處置不當，甚至可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激發點。針對大城市人口的增長及其負面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惟英教授建議采取措施限制外地戶籍人口流入大城市，“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
　　
　　城市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已經不需作過多的考證，城市化（含城鎮化）的發展戰略也已納入國家的整體戰略之一。在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之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也因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呈現不可逆轉的趨勢和規律。因此，“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既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符合城鎮化戰略的要求，更與現實發展相悖。現在需要的是，理順城市發展對人口增長的需要與人口容量極限的矛盾、社會發展與人口流動的矛盾，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地區協調發展。重點是，以公共資源的均等化投放，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促進大城市“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筆者可以理解少數城市對于“人口”問題的難處和考慮，也理解過多人口對于一個城市方方面面的巨大影響。筆者一貫的觀點是，人口及圍繞人口流動而產生的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不是單個城市的職責和問題，而是國家層面的事情。在戶籍制度仍然主導國家尤其是地方和城市關于人口有關的社會事務的背景下，“內外有別”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現象。打破這種差別是單個城市的義務，但更是國家層面的義務。
　　
　　自然人口的流動有著內在規律性，公民的選擇有著趨利避害性。在存在著城鄉、地區巨大差別的情況下，就算因戶籍的差別而無法實際上與“當地人”平等，人口的流動仍然難以阻擋。只不過以前的“打工賺錢，回家過年。今年上海，明年珠海”現象已經發生變化，非城市戶籍人口已經開始追求城市戶籍，追求與當地戶籍人口一樣的經濟社會待遇，開始在城市買房、買社保，開始讓子女在城市入學，等等。雖然能夠取得城市戶籍的人數還是很少，但畢竟有了開頭。
　　
　　一個城市對于人口的流入，有著必然的承受極限。那就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如交通、環境、公共服務。人口的過度擁擠，城市的負效應就難以避免。而且，城市對于就業人口的需求也因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發生變化。從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自主選擇看，應該能夠自動解決問題。但因為城鄉之間的現實差距，人口向大城市流動仍然不可避免，市場本身也無法解決此問題。
　　
　　正如“北京最缺‘簡單’體力勞動者”一樣，其它城市也面臨類似問題。因此，需要客觀地看待大城市的人口問題。一方面，城市的人口承載量跟城市的管理水平、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務水平、服務效率有關。如果能夠完善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功能，提升管理和服務能力，人口的承載就有提升的潛力。另一方面，專業化的“簡單”體力勞動力市場建設尤為關鍵。需要以市場建設，以專業化、高效化來推進就業人員技能、技巧的提升，并促進城市人口結構的優化。
　　
　　最為關鍵的是，公共資源均等化才是系統解決“城市化”問題的根本途徑。公共資源均等化意味著公共資源在地區、城鄉之間的公平投放，不同地區、城鄉的公民享受公平的公共資源如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享有了公平而均等的社會待遇，公民就不會只有“華山一條路”，就不會只有“進入城市”一個選擇。人口的流動就能夠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趨于平衡，大城市“問題”自然能夠逐步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