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溫家寶在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的講話中指出，要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應該說，收入差距擴大已經成為當前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要解決的階段。溫家寶的講話即是對這一尖銳的問題的回應。

收入差距的擴大問題在于財富初次分配領域的不合理和二次分配領域的低效所造成的。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主要原因是制度對國企壟斷的袒護，這是構成了收入分配問題中富的一極。壟斷造就了不合理的定價，事實上是對全民福利的侵害。支持壟斷存在的理由多是“為國壟斷”，表面上似乎也是為了全民的福利，但實際上壟斷的紅利卻并未讓國民獲益，而為壟斷國企既得利益者所獨享。

所以，要調節財富分配，除了要限制壟斷之外，更要加大央企紅利上繳的比重，并且規定央企上繳的紅利只準用于對弱勢群體的補助等民生領域。事實上，如果不損央企之有余，那么，其積累下來的巨額利潤必然又成為其繼續擴張的動力。這又是對國進民退的變相縱容。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另一極，就是改善農民的社會保障。如今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已經達到史無前例的規模，每年到城市打工的農民數以億計，這種差距不再是過去那樣被制度分割于兩個世界之中，而是已經尖銳地呈現在最繁榮的都市之中。現在相對富裕的市民的孩子可以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而貧窮的打工子弟卻要繳納高昂的贊助費，或者要交錢上打工子弟學校。事實上，外出打工的農民也無法從合作醫療等福利制度中受惠。因為制度性的壁壘而導致當前福利制度的荒謬。所以，要改善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首先要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同時，更應當加大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實際上，從建國之后，城市重工業的發展就是建立在犧牲農村利益的基礎之上。應該說，如今的國企對農村是負有歷史欠賬的。現在政府既然在講“工業反哺農業”，那么，不妨就多從國企收繳紅利，并將其全部投入到農村。

當前，解決收入分配的焦點應是設法對不合理的制度進行糾偏，而不是一門心思增加中產和富人的稅負。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國企從中受益，而農民又從中受損，因此，損國企之有余而奉農民之不足，從邏輯上來講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