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亦并非全無來由。事實上，在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事務方面，其他渠道往往不見回音，有擺設之嫌，即或為政府所聞，內部議來議去，事情卻難見明朗之跡象，而躲避、轉移乃至壓制、掩蓋，也是并不少見的手段。可以說，市民走上街頭，有時是被迫的選擇。不論是廣東番禺垃圾焚燒事件，還是更早之前的上海市民“散步”反對磁懸浮，在走上街頭之前，市民也通過其他渠道表達了意見，但皆成效不大。如果常態的議事程序不僅民主，而且高效，市民本不必走上街頭。

在現代政治文明中，談判協商是處理公共事務的基本精神，在制度上體現為人大代議制以及政府各部門具體的議事和決策程序，在形式上則主要體現為會議。會議關鍵在“議”，要議事，不是聽報告、開講座，會而不議，便無法體現議事協商的公共精神。不可否認，我們很多議事之會，缺乏議事協商的氛圍，或者開成決策告知會，代民做主，或者低質無效、內容空泛、徒具形式。

佛山市民這次走上了街頭，他們的意愿變成決策最終還是歸結于議事。佛山兩區政府將進行協商，這是議；若“協商未能達成共識，將報市政府或上級主管部門審定”，這還是要靠議。假如議事程序真實且高效地運轉，并且議而有決，則不論城市大小事務，個人或群體的不平之鳴，就不必總是要在街頭伸張與解決。

更進一步說，街頭活動雖是市民權利，但凡事靠此解決，其實并非一種正常的治理狀態。改革開放使國家社會政治回歸常態，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社會事務從街頭、廣場走進了辦公樓，因為政府辦公樓里已建立起常態的議事制度與程序。反過來說，如果市民走上街頭之舉日見其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醒政府，需要檢視常態的制度和程序是否失靈、是否運轉不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