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按照過年的傳統，拜年時對方也要有所表示，比如拿出點心、糖果等加以款待，對卑幼還要送上紅包(壓歲錢)，甚至必須“還年”，即以回訪的形式給對方拜年——“寧欠人家錢，不欠人家年”，可見“還年”的重要性。中國講究“禮尚往來”，因為在“互動”之中，情得以傳遞，年才有氣氛。可“祖國”或“六拜”的對象怎么與國人“互動”呢？

拜年是一種民間的習俗。過年是民間的事情，拜年當然也是民間的活動。政府為年節安排放假，只是依法行事或出于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并不意味著過年或拜年是一種公務。雖然過年期間，會有一些官員走進民間，但那只是一種慰問；若有拜年之舉，那也只能是個人的行為。自有過年習俗以來，拜年從來都是老百姓的自主行為，與公權向來無牽扯。可是，“給祖國拜年”如今成了一項行政性的任務。教育部等部門應該知道：拜年是一種沿襲千年的傳統習俗，它的內容都是約定俗成的，豈是一紙文件所能改變的？

誠然，傳統或習俗也是發展變化的。千百年來，過年及拜年的內容也一直都處在不斷的豐富之中。比如，拜年的對象起初只有長輩，后來逐漸擴展為親戚、朋友、同事、鄰居等等。但這種豐富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由廣大老百姓逐漸賦予并慢慢得到認同的，從來都不是出自官府的規定。作為政府部門或官辦的團體，在傳統習俗之外設置那么多拜年的對象，還要使用行政手段進行組織，難道不是把官意強加于民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