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討薪就像一年發作一次的社會病，今年也不例外。一山東農民工討薪被告知曾經農忙時請假回家，每請一次假就罰款1000元。一位農民工則告訴記者：“我比他更慘，不僅5000多元工資沒要回來，老板還以工程質量不合格為由讓我倒賠給他3000元。”

為什么一遇農民工討薪，結局不是“自認倒霉”，就是“非常慘烈”。老板和包工頭或是耍賴跑路，或是閉門謝客，或者祭起“請假一次罰款1千”的家規以及莫須有的罪名，給你殺個回馬槍，讓你有理寸步難行。

這位包工頭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盤，他百般刁難，是想農民工知難而退。他欠5000不還反而讓民工倒貼3000，為何理直氣壯？因為真要明槍明箭，討薪維權起來，民工付出的可不止3000元。最終不是他讓民工知難而退，是維權開銷會讓民工主動繳械。

維權門檻過高，讓許多農民工只能選擇忍氣吞聲，或者選擇法律手段之外的極端手段。中華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而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元的成本。

山東農民工討薪困境其實和開胸驗肺風波很相似。農民工出于“老鄉介紹的、不簽勞動合同也沒事”以及“怕被解雇”的想法，維權時就會遭遇高昂的法律成本。制度設計導致用工老板和農民工之間出現嚴重不平衡，老板過于強大，農民工過于弱小，法律的門檻多而且高，維權成本層層疊加，難上加難。

討薪難，難在背后有著這本巨額的經濟賬。這就是為何從中央到地方每年都在刮“清欠風暴”，但是陳年舊賬卻難以短時間一筆勾銷。我看，制度潤滑劑要真正起作用，先降低成本再談減少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