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3日晚，深圳市公安局機場分局劉副局長嫁女，共設宴110桌。劉副局長表示，自己和親家都算是本地人，鄉親眾多，情面難卻，思慮之下，還是設宴。其稱，賓客中八成以上是村民與舊友，但拒絕透露宴席價格與禮金情況。（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1版）

前不久，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長陳錫照喬遷之喜，據說是辦了80多桌酒席，相比之下，深圳市公安局機場分局的劉副局長級別雖然低了一些，但其嫁女設宴110桌卻更勝一籌。

這不是什么讓人興奮的官場新聞，引起筆者關注的原因，是劉副局長說了這樣一番話：“我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對政治、現實的人情世故都很清楚，但這件事實在沒辦法。希望你能體諒我，換到我這個環境就能理解，我也有苦衷。”這照例引來了網友的冷嘲熱諷，大有引領新一年“官員雷話”的潛力。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這類人情往來的場合，往往就是腐敗的開始，甚至就是腐敗的一個變種。副局長也許不會明確要求什么，但誰能保證有求于他的人不會自覺地討好他？即便宴請的賓客中多為村民和舊友，但他們難道就沒有成為行賄者的可能？

不過，與“官員豪宴就是一封舉報信”的公眾反應相比，我認為劉副局長的“我也有苦衷”有進一步解讀的必要。劉副局長坦承，他也關注到了近日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長陳錫照因為設宴收紅包被停職事件，并想到了嫁女設宴的事會被媒體曝光，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么做的輿論風險。那么他為何還要這樣做呢？“我也有苦衷”或許并不是一句簡單的托辭。

官員并不是只有官員這一種身份。雖然我們對官員有更高的要求，但并不意味可以忽視官員多重身份的存在。解決這多重身份之間的矛盾，需要一個制度化的出口，以區分出公權與私權的邊界，使得官員的行為有章可循。以人情往來為例，根本杜絕并不現實，但有好的制度加以規范嗎？要么用力過猛不切實際，要么過于寬泛無法操作。陳錫照喬遷收紅包事件被曝光后，廉江市紀委迅速下發了一紙“限桌令”，這種事后補救顯然只具備應付輿論的功能。

根本上說，官員嫁女擺多少桌并不是問題。問題是，官員拿什么來自證清白？官員財產申報千呼萬喚至今仍在試點中，于是只有依靠網友爆料媒體曝光的方式來突擊反腐，盡管一反一個準，但顯然不具有普遍意義和制度價值。比關注人情腐敗更重要的是，正視腐敗形式產生的現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