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總是需要神話的，只不過我們常常忽略這個事實，特別是在我們自以為推倒一個舊神話的時候，其實無形中就已經塑造了新神話。所以，在我看來，《十月圍城》也是一部神話片——當國家消亡的神話被民族國家的神話所取代時，《十月圍城》的骨子里無非是又一部《建國大業》，只不過后者囿于具體指向而主要局限在海峽一隅傳播，《十月圍城》則把落腳點放在了兩岸都能接受的“中華民族最大公約數”那里，明后年就是民國建國百周年紀念，想必《十月圍城》劍指金馬獎，已是司馬昭之心。

救亡壓倒啟蒙，飽受蹂躪的中國人總免不了有救世主情結——普羅大眾渴望有救星帶領他們，精英們便時不時的以救世主自居（按照雷蒙 阿隆的說法，這種心理不過是“知識分子的鴉片”罷了）。于是乎，《十月圍城》在一個波詭云譎的時代背景里，打造了一出關于救世主的神話。不過陳德森很聰明，他并沒有簡單的樹立一個高、大、全的神主牌位，而是著力打造了從財主到乞丐，從大亨到流氓的犧牲群像，用斷片切面的手法較為全面的展現了那個時代的香港風貌。所以，整部《十月圍城》看下來，便是一出仁人志士舍生取義“讓領導先走”的神話催淚彈。

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覆巢之下，誰能獨善其身？正如李重光與陳少白爭論時所說:“整個中國都卷進來了，我能不被卷進來么？”有時候，犧牲是迫不得已的，烈士們也沒有教科書上面說得那么光鮮。賭徒舍身護中山，只是因為突然有了作父親的責任；馬戲演員舍身護中山，那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乞丐公子舍身護中山，不過是將早已茍延多時的生命來個燦爛的了斷；人力車夫舍身護中山——這可能是最令人唏噓的一段——他只是覺得老板是個好人，而且給他說了媳婦，不能讓心腸好的老板遭難——可憐到最后一刻，車夫根本不知道他保護的人是誰。中國人本性善良，甚至有點懦弱，但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不想偷生，而是想偷生亦不可能的問題了。萊克星頓的紀念碑上寫著:“在敵人沒有開槍射擊以前，不要先開槍；但是，如果敵人硬要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那么，就讓戰爭從這兒開始吧！”這句話放在《十月圍城》里，倒是對一干保鏢們頗為準確的心態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