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本月8日頒行《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規定要求審判庭席位優先提供給記者和當事人家屬，媒體可申請提供庭審筆錄和錄音錄像資料。不過，該規定也列舉了追懲媒體的五種情況：惡意有傾向報道在審案件的，泄露國家或商業秘密的，損害法官名譽及訴訟參與人權益的，干擾審判及執行的，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影響司法公正的。

最高法在規定中還提出了問責媒體的兩種途徑：一是向新聞主管部門通報情況并提出處理建議，通過后者實施具體懲罰；二是如果媒體及記者違反法律規定，則啟動法律程序予以查辦。這些問責媒體的思路首次見諸最高法的明文條款，結合上述所列違規情形，都表達了法院希望實現某種媒體秩序的愿望。法官與記者、法院與媒體的關系，由此被納入管理與懲治的框架。

媒體在報道中尊重法治精神，遵守必要的司法程序，加以客觀、平衡、中立的報道和評論，這是大眾媒體應有的職業操守，相信媒體專業人士不會對此有疑義。在真正的法治環境下，司法審判的公信力不成問題，自然會與媒體報道產生良性的互動，從而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兌現公眾寄望于媒體的那一切。然而，法治理想與媒體期待仍要克服現實制約，尋求基于公義的交集。

少數媒體違反新聞倫理，故意在報道中隱藏特定意圖，以期混淆事實的真實面目，這種做法并不鮮見。不只是媒體同業對此有警惕與斥責，民眾也早能夠區分其間的詭詐。媒體報道無法做到完美，但馬克思說過，只要報紙在有機地運動著，全部的事實真相就會顯露出來。只要新聞進程未被中斷，懷有責任心、自省自律的媒體完全可以自我糾正，無論報道對象是法院還是其他。

社會關注的事件及問題往往是媒體報道的重點，法院要秉持法治原則對它們獨立審判，法律要對事件或人物表態，這不僅是釋法的過程，也是公眾形成司法印象的過程。全面而詳盡地反映法庭內外追求公義的圖景，這是媒體義不容辭的義務。從規范法院協助媒體的流程看，最高法是認同媒體的這一取向的。透明的法院不僅源自法律專業主義的堅持，同樣來自于媒體的促動。

司法權威并不意味著閉門審判，法院理應是對大眾媒體最懷寬容與忍讓的公共場所。因此，當記者被以席滿為由拒絕在法庭外面，當媒體正當索取審判資料遭到各種阻撓，當記者合法合憲的權益受到侵害而無處申訴時，記者會比其他人更向往法治的社會，更迫切期望講法治的司法體系。法院與媒體的力量對比是不平衡的，這不僅體現在新聞報道的技術環節，也表現在媒體可以達到的報道深度。媒體要做社會良心，是民眾的耳目與喉舌，亦不應受到干擾和妨礙。

法院強調司法權威，媒體崇尚司法公正，指向法治狀態的兩面，最終都服從社會正義的旗幟。公正是最高層次的裁判，也是最高程度的權威，法院的天平徽章就是以此喻示了它們的因果關系。在民間話語中，司法權威離不開司法公信，無公信則無權威。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意味著法院審判有權不受媒體影響，而公正的審判也不會擔心媒體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