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評論：兩毛錢處方

時刻為病人著想，是個干干凈凈的醫生——這是報道中有病人對于這位女醫生的評價。如果不能“為病人著想”，想來她也做不到“平均單張處方不超過80元，至今還常開兩毛錢的處方”，自然也就不至于“一家三口18年來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讀大學的兒子，至今還睡在閣樓上。老家的人到武漢，一家三口要擠兒子的閣樓，把床讓給老家人。”

“兩毛錢的處方”原本是正常的，因為醫生就該“花最少的錢讓病人治好病”，但現實卻恰恰相反——進一趟醫院少則一百兩百，多則數千上萬，獲得“兩毛錢處方”的治療，確實很少見。

而這，正是“兩毛錢處方”引起輿論感動和共鳴的關鍵所在。不過，“兩毛錢的處方”其實與醫德無關。公眾最反感的，當屬醫生收紅包、吃回扣等“趨利”泛濫現象。在群體性價值趨向的反襯下，這種“替病人著想”的醫生自律感太過稀有，是故“兩毛錢處方”才被無形中上升到了道德標準的高度。

出于對醫德淪落的焦灼，“兩毛錢處方”再一次引發人們對于醫德回歸的深深期許。但不管我們怎樣去褒揚“兩毛錢處方”的高風亮節，也難以產生太大的輻射效應——只恐“兩毛錢處方”載不動許多愁。單憑個體微薄的道德力量去試圖扭轉，恐怕無濟于事。

醫德缺失，制度不能缺失。再不對當下的醫德異化予以整肅，“兩毛錢處方”成為最后的絕響，幾乎是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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