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廣州“許霆案”鬧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而何鵬，一個在監獄里服刑7年有余的云南小伙，也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浮出水面。2001年，在云南省公安專科學校讀大一的學生何鵬，發現借記卡上多出100多萬元，遂從ATM機上取走了這筆“飛來橫財”。之后，以盜竊罪被判無期。2009年11月底，云南省高院將刑期驟減為8年零6個月，目前已上報到最高院復核。一旦經最高院核準，何鵬將于2010年1月獲釋。（12月15日《武漢晚報》）

“云南許霆”何鵬的“刑期驟減”被一些人歡呼，說這是“民意的勝利”“法治的勝利”。筆者認為，“民意的勝利”“法治的勝利”之歡呼為時尚早。

何鵬的“刑期驟減”只是雙方面子上都說得過去而已，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極富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某種意義上說，何鵬的“刑期驟減”是輿論關注和領導批示的產物。而且在這里面，“人治”的影響要大過法治的影響，我們的法治進程依然需要篳路藍縷、寢苫枕塊、櫛風沐雨。

從無期徒刑一下子將驟減為8年零6個月，對于何鵬及其家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驚喜；對于云南有關部門來說，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一次飛躍；但是我們要說，何鵬的“刑期驟減”不是最后的公平。

何鵬的取錢行為被判盜竊罪，實在不可理解。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我的錢包放在寫字臺上，你悄悄地往里面塞進了一萬塊，是不是也要判我盜竊罪？如果我原本不知道錢包里還剩多少錢，所以就沒吭聲，是不是也會被判入獄？

何鵬所持有的是借記卡而非貸記卡。按照現行的銀行卡管理條例，借記卡是電子錢包，不能透支。借記卡的最大消費和提現額是卡中的既有存款，也就是說，卡上沒有錢是不能消費和取出現金的，而能消費和取出現金也就意味著卡上有足夠的預存款。

雖然何鵬取的錢不是何鵬本人的，但這不是何鵬的錯。如果是一個百萬富翁從借記卡上取出43萬元（哪怕他的借記卡真實余額也只有10塊錢），是不是也會被判盜竊罪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何鵬家人及時退還了本息，這已經是銀行和何鵬的民事糾紛了。盡管何鵬一時貪念需要受到教育乃至懲罰，但還不至于上升到刑法范疇。

最重要的是，盜竊罪名根本就不成立。何鵬從柜員機取錢，既沒砸機器又沒采取其他非常手段，怎么就盜竊了呢？何鵬使用自己的賬戶和密碼按照法定程序提現，而且在銀行會留有交易記錄，本身就不符合“秘密竊取”這個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云南許霆”的“刑期驟減”不是最后的公正。8年前，何鵬被判入獄，是有關方面“關照”的結果；8年后，何鵬的被“刑期驟減”而出獄，仍然是有關方面“關照”的結果。什么時候，推翻何鵬有罪的判決，給予何鵬平反和國家賠償，那時才真正能說“民意的勝利”“法治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