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曾感慨，“1932年對于經濟學家可謂是生逢其時。”眾所周知，1932年正是20世紀大蕭條最黑暗的時刻。但大蕭條又如斯芬克司之謎，吸引了當時無數最優秀的頭腦。薩繆爾森是其中最熱忱的一位，他甚至公開否認自己生于1915年，而認為1932年邁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那一瞬才是他誕生之日。

而兩天前，就在世界即將走出21世紀以來最嚴重危機的前夜，薩繆爾森卻撒手人寰。這一頭一尾，著實堪稱“生于危機、死于危機”。

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薩繆爾森一生著述汗牛充棟，身后的精神遺產也不可勝數。而站在中國的視角，他的思想寶庫中又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或引起思考呢？

首先，對于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而言，宏觀調控是一件必須慎之又慎的事。需指出的是，薩繆爾森本身也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綜合體，他內心中既有傾向于市場自由放任的一面；但又與許多經歷過大蕭條時代的杰出經濟學家一樣，深信自由放任的市場所帶來的繁榮“過于脆弱”。

因此，他并不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適度干涉，他甚至還自稱為后凱恩斯主義者。但他一再提醒:當我們追求高就業率時，將會有很強的通脹趨勢；甚至在我們完全消除失業之前，就可能已經產生通脹。這對于那些希望通過財政貨幣“雙松”同時實現保就業和低通脹目標的人而言，無疑是一劑清醒藥。

其次，對于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這位前輩更承擔了“行為示范”的角色。薩繆爾森在將數理分析工具引入經濟學方面貢獻卓著，目的是使之成為一門教人學會冷靜的科學，而非拍腦袋的藝術；但另一方面，薩繆爾森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作為經濟學家，他從未忘記對結果的道德準則的關注，“我的準則很簡單，就是支持處于劣勢的人們”。

這不禁讓人聯想起幾年前中國經濟學界關于“經濟學家應當替窮人說話還是替富人說話”的爭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替富人說話與替窮人辦事兩者之間并不矛盾。但他們并未正面回答，當富人(尤其是“壞”富人)與窮人直接出現利益沖突時，經濟學家應該站在哪一邊。作為弱勢一方，公眾總不見有經濟學家站出來為他們說話；相反，他們看到太多的經濟學家整日衣著光鮮地在電視上與開發商們把酒言歡。這種言與行的不一致，又如何叫老百姓相信經濟學家是為他們說話和辦事的呢？

令人意外，薩繆爾森晚年卻忽然從神壇上跌落，淪為飽受指責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在他看來，美國制造業工人在全球化挑戰面前失去工作。于是他開始質疑:全球化并非使人人都受益。對于正統經濟學，這顯然是離經叛道的言論。然而，批評者沒有耐心聽完他的后半截話——“我們能做的是，幫助忍受全球化后果之苦的人。我們可以用稅收制度的力量，把像我這樣的富人的錢再分配給不富裕的人”。

這就是薩繆爾森，一位值得敬仰和咂摸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