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沒有完結的“誹謗案”。因散發檢舉村支書的材料，河南省沁陽市山王莊鎮的8名農民被公訴并判誹謗罪。在被二審法院發回重審后，原審法院再次認定誹謗罪成立，其中6人又被不同程度加刑。被告再次上訴，二審法院再次裁定發回重審。隨著省委督察組的介入，事情發生突變。公訴機關以事實、證據發生變化為由申請撤訴，8人被“取保候審”，并被要求在沒有“賠償決定書”的情況下接受國家賠償。但6名村民至今表示，不明不白的賠償不會收。（11月30日《中國青年報》）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在權力不受有效監督和限制的地方，“因言獲罪”的誹謗案不斷發生，公眾已有些審丑疲勞。因此，沁陽市的所謂“誹謗案”大概不會激起人們太大的興趣了。但既便如此，我仍然要指出，沁陽誹謗案表明“因言獲罪”的底線正在退化，公民的批評和舉報的權利正接受嚴峻考驗。

有關利用誹謗罪名來打擊報復批評、舉報的案例，我們可以輕易舉出很多。譬如謖山誹謗案、西豐進京抓記者案、王帥誹謗案等。這幾起所謂的“誹謗案”有個共同特點，都是將本來是自訴的誹謗案，安上個侵犯“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理由，作為公訴案來處理。此外，所謂的誹謗對象要么是指向一地的“土皇帝”，比如謖山誹謗案和西豐案；要么是指向了當地政府，比如王帥案。

西豐案、王帥案等案件在媒體猛烈抨擊下，當事人被無罪釋放了，而涉案官員也得到相應處理。不過，“因言獲罪”的底線并未得到很好維護，相反卻呈現退化趨勢。比如沁陽誹謗罪中，我們無奈地看到，僅因為散發檢舉村支書的舉報信，8名村民就被司法機關以誹謗罪治罪。村支書的名譽被替換成“國家利益”，因此對村支書的批評也可以用誹謗罪名來提起公訴了。這就意味著，“因言獲罪”的底線從此前案件中的縣委書記退化到鎮黨委書記，再進一步退化到村支書。但凡有點權力的官員哪怕是村官，也可借“誹謗罪”來打擊批評、舉報者。

“因言獲罪”的底線潰退，說明只要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沒被關進籠子里，公民的批評、舉報權利就會遭到侵犯。而且，權利每退卻一步，權力就會更進一尺，最后，“因言獲罪”將無底線可言。因此，媒體和公眾切不可為西豐進京抓記者案、王帥誹謗案等少數個案的勝利而沾沾自喜，每一個無辜的誹謗案，每個“因言獲罪”的事件，都與所有的公民相關，因為它正慢慢地腐蝕和侵吞著我們的相關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