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裸體官員”一跑了之，建立健全官員家屬出國申報制度無疑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與此同時，落實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更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

11月25日，深圳市頒布實施《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從規范“一把手”用人權、構建權力相互制約的運行機制以及強化對“一把手”的經常性監督三個方面進行了制度建構。《規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體官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11月26日《廣州日報》）。

商務部曾經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三十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多億美元。其中，貪官外逃的路徑大體相同——聚斂錢財、海外安家、資產轉移、擇機出逃、滯留不歸。顯而易見，在外逃貪官中，“裸體官員”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他們，早已打定主意“赤條條貪污無牽掛”。

反腐敗日漸成為各級政府工作的重要議題，而通過制度建設防止貪官外逃，正是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作為貪官外逃的“近親”，“裸體官員”理應受到額外的關照。實際上，這正是深圳市此番頒布“裸官新規”的用意所在，也是公眾為之叫好的目的所在。

盡管“裸官新規”本身堪稱一種進步，但其本身卻并非無懈可擊。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個人因為經商求學等正常渠道滯留他鄉甚至轉換國籍，原本無可厚非，倘若因此造就的“裸體官員”就不能擔任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未免有些過于苛刻。退一步講，對于那些別有用心的“裸體官員”，是否會因為這項規定而自愿蟄伏甘當副職呢？反正他們早已聚斂轉移了大筆錢財，“萬事俱備，只欠出逃”，避免過多暴露于聚光燈下，或許不失為一種有效的保護。實際上，公眾關注“裸體官員”，不僅在于“裸體”現象的本身，更在于官員為什么會“裸體”。就這點而言，所謂“裸官新規”只能治標，而無法治本。

針對貪官外逃愈演愈烈，以及“裸體官員”在其中占據的巨大比例，很多專家學者曾紛紛建議有關部門建立官員家屬出國定居申報制度，時至今日，卻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出國申報制度的缺失，使得貪官外逃相對容易，“貪了就脫，脫了就跑，跑了就了”因此成為貪官外逃的真實寫照。在此背景中，以“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相約束，顯然不具備足夠的殺傷力。

阻止“裸體官員”一跑了之，建立健全官員家屬出國申報制度無疑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與此同時，落實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更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官員財產申報作為一項真正的“國際慣例”，在國際大舞臺上對預防和懲治腐敗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然而，這一公認的反腐利器卻遲遲未能在國內推廣應用。去年新疆阿勒泰地區有限的“試水”，曾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由此可見，無數人對此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如果囿于實際困難，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時還無法大面積鋪開的話，針對“裸體官員”先行一步或許不失為有益的探索——既然這些官員有意“裸體”，不妨就“裸露”得更加徹底，也免得公眾因其欲遮還羞的姿態無邊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