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市政府日前頒布了《關于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其中首次提到，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體官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新華網深圳11月25日電）

在“裸官”外逃逐年遞增的背景之下，“裸體官員”現象越來越受到公眾關注和憂慮。改革開放以來，“裸官”攜巨款外逃已非個案，并且演變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不僅損害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也增加了收繳贓款與反腐工作的難度。據商務部早些時候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三十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多億美元。然而，這些貪官轉移財產和逃跑的方式并不高明。通常的做法就是先將子女妻子移居國外，再把巨款轉移到國外，自己則留在國內選擇合適的時機出逃國外。此次，深圳提出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體官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顯然正是要針對這一現象。

遺憾的是，就是這么一個并不高明的手段卻讓“裸官”外逃屢屢得手，而且到目前為止國內對于遏制“裸官”外逃也沒有好的對策。雖然2004年臺盟中央和張紅武等委員提出了《關于建立黨政領導干部和國企廠長經理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申報備案制度的建議案》后，中紀委曾經在湖北、山西和北京市等地方（單位）作過領導干部親屬出國、子女就業申報備案的試點。但試點過后卻沒有了后文。這不得不說是我國反腐工作的一個失誤。

事實上，“裸官”外逃禍害并不在于職位的高低，而在現有的體制安排中仍然缺乏一個對官員財產等基本情況進行廣泛的監督，定期公示的制度以及相關的法律保障。大部分貪官的外逃計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經歷一段時間。試想，假如能夠實行財產公示制度，讓公眾來廣泛地參與監督官員。及時了解掌握官員的基本情況，“裸體官員”還能那么順利的外逃嗎？而且，此前已有學者建議有關部門建立官員家屬出國定居申報制度。但時至今日，這樣的建議仍未受到足夠重視。

“裸官”外逃歸根結底，還是現行法制的缺失和無力，還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監督缺失，還是暗箱操作下的權力腐敗。而《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公務員財產公示制度難以出臺建立正是其關鍵所在。鄧小平在提及干部腐化弊端時曾說，這些固然與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與其在貪官外逃后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國外引渡去交涉，為什么不事先就完善現有體制呢？又有什么理由不實行財產公示制度和官員家屬出國定居申報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