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走了，王紫菲紅了。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當天網絡直播的時候，就有網友在twitter上說，這個姑娘一定會火起來。王紫菲本人感到驚訝，是因為她不夠了解中國的媒體環境。

王紫菲當天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出席奧巴馬與上海青年“市政廳式”對話。她安靜地坐在那里，一周以后就成了新聞的主角。不是因為她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是因為媒體可以報道的東西太少了。至于她脫外衣、與奧巴馬大方握手，都是媒體無中生有的八卦。

媒體太八卦了。沒錯，新聞的娛樂化是一個世界潮流。它讓有識之士感到擔憂，害怕人類會娛樂至死。這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產物，眼球經濟主宰了我們的認知。它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嚴肅思考，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不過，我一向認為，有些學者順手從世界潮流中舀出幾瓢水來，澆灌自己這片雜草叢生的土地，就太有些偷懶了。中國的情景很不一樣，混合了前現代與后現代的問題，需要做具體的分析。

“娛樂至死”這兩年在中國成為時髦的詞語，它來自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書，該書說的是后現代消費主義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沖擊。“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但是，一些論者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波茲曼在該書前言中比較了兩個預言，該書的內容是建立在其中一個預言沒有能夠成為現實的前提之下的。這兩個預言，一個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警示的強權壓迫，一個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警示的娛樂至死。

這本書的前提就是:“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續，不管奧威爾筆下的噩夢是否降臨在別的地方，至少我們(美國人)是幸免于難了。” 波茲曼在該書別的章節中也多次提到，他只是討論美國的情形。

那么中國當下的嚴肅新聞，有沒有“娛樂至死”問題？它和美國的情形是否一樣？我的回答是，嚴肅新聞娛樂化相當普遍，但是其原因并不能完全套用波茲曼的觀察和分析，更在于中國自己的特殊新聞環境。為什么娛樂新聞和體育新聞在近年來的中國媒體中表現得如此突出？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這兩個領域的新聞開放得最早也最充分。

在奧巴馬女郎的報道中，媒體中有這樣一段話:“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在上海與中國青年對話，不知為什么沒能留下幾句值得記住的話，倒是無意間捧紅了現場一位沒有獲得提問機會的女大學生王紫菲。”這段話記錄了十分典型的中國情景。奧巴馬此行真的沒有說過什么值得討論的話嗎？沒有做過什么讓人記得住的事嗎？你到一些較為開放的網絡論壇上去看一下，就不會同意這個判斷了。但是，在傳統媒體中，人們的印象就是這樣子的，于是八卦自然有理了，而且對于打破沉悶的報道有功了。

國外的娛樂化有一些邊界。第一是這個人的確是做了點什么，比如美國的佩琳女士，成了政壇的“芙蓉姐姐”，是因為她真的參與競選了。第二，征用性別因素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能僅僅因為性別和長相就成為新聞。而在中國，這方面幾乎肆無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