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切實解決行政訴訟“告狀難”問題。

有的地方對起訴縣政府的案件明確規定不予受理，有的地方對拆遷案件規定不予受理，更多的地方法院以維穩、服務地方中心工作、應對金融危機等為借口拒理民告官訴訟，這些土政策和“法外理論”都違反了《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

最高院所指的“土政策”與實行中的“地方借口”，究竟應該屬于什么性質呢？這等于地方實際上具有“實質立法權”，在司法實踐中明目張膽地與書面一統的法律體系分庭抗禮。“自行立法”與部分的“自廢司法”，都是為了造成一個“法不管地帶”。有的人于其中因無法無天而逍遙自在，而多數人在其間慘遭劫掠或痛失所有。

落實《行政訴訟法》對我國具有特別重要的進步意義，在于將行政權力與官員公務行為收歸法網管制。而在我們具體國情的條件下，權力與官員由于掌管一切，因而其不法行為簡直可算得上不法主體。《行政訴訟法》頒發后擋不住權力違法，于是再一次次下發紅頭文件，這現象本身就是沒辦法、沒真法的證明。試問，既然高階位法規和法庭不頂用，文件和講話就能管用嗎？

用“通知”去保障法律，是個中國式司法的笑話。于此體會不到“幽默”，那就是個悲劇了。

民告官之路坎坎坷坷、險阻重重。盡管中國民眾知道民告官的代價慘重，但由于百般無奈，往往也鋌而走險提起訴訟。有了《行政訴訟法》，告官也會被官方視為大膽刁民“無法無天”，在法庭外施加多種壓力，法院互相推諉把當事人踢來踢去，律師怕這怕那不敢接案。即使立了案，中止、撤訴的可能性不小，而勝訴的可能性不大，再就是就算告贏了，還往往沒辦法執行。

力推通知精神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將“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及時解決行政糾紛”提到“憲法權利”的高度，這是對的，這個“高度”，理論上原本存在。而表明“防止因告狀無門而引發上訪”的目的，卻又從憲法高度降低到了迎合權力實用的低度。司法人員執守司法正義、法律尊嚴就夠了，不必做出討好權力、展示自身實用性的表示。

官重民輕，權大法小，是民告官難上加難的總根源。最高院表示要“徹底廢除各種違法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土政策，對于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惡劣影響的……協助黨委和紀檢監察機關作出嚴肅處理”。須知，制定土政策和拿出不許民告官手段的時候，地方權力也從未不嚴肅過。要是真較起勁來，說到底還是要比一比誰的官大權大。

民告官涉及的部門、單位，多掌握實權和多種社會資源，比如公安部門和基層政府，而法院、法官在這種一體化的權力系統中，并不是總占有優勢地位，并且，法的理由在許多地方還不足以對司法部門形成支撐條件，同時法院為自身利益考慮也往往促成“法權交易”。法不權威的現象，其實有著“組織保障”，比如政法委領導兼任公安局長，或公安局長就是分管公檢法的領導，這就出現了法院院長、檢察長向公安局局長匯報、請示工作的神奇現象。試想，法院受理告公安局的案件，可能順當嗎？

阻止和打壓民告官惡果非常嚴重，而不解決權大于法、官重于民的問題，再嚴重的問題也只好等它繼續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