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記者節能喚起全社會從制度上和法律上保障記者權益，保障記者對公共權利、公共利益的捍衛和深度介入，這也許是記者節對記者的最大價值。

11月8日，是新中國第十個記者節，在國人歷來有逢五逢十紀念的傳統心理下，第十個記者節也顯得別有意味。

舊中國，也曾有過記者節。上世紀40年代，《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對那個時代的“記者節”作了別開生面的解讀——記者節，一是記者的節日，一是記者的節操。當下，記者的節操經常被重提，也仿佛越來越凸顯它的現實必要性。因此，記者具有節操意識，擁有責任感，敢于擔當，顯得迫切而必需。

除了節操，記者遭遇的困境似乎更讓人感嘆。比如，記者遭遇語言的辱罵。“卑鄙小人，猶如一條喪家之犬；他的眼光陰冷可怕，面貌令人可憎，讓人第一眼看了就覺得是個黃鼠狼，不是個好東西”。這些侮辱性的語言，是湖南省石門縣宣傳部公函的內容，是用來描寫《中國婦女報》湖南記者站一位叫成德林的記者的(11月6日央視《新聞1+1》)。用公函來辱罵記者不常見，但辱罵記者的現象卻并不少見。這其實表明，有一些人是帶著陰暗的心理來看記者這個職業的。

比語言的羞辱更讓人寒心的是人身傷害。從谷歌搜索“記者被打”這一詞條，多達13200000條查詢結果跳出來，由此我們悲哀地發現，記者被打好像越來越“常態化”了。也許從另一種角度來說，記者被打恰恰說明了記者這一職業的榮耀，因為，被打的記者多是因為輿論監督，這些監督觸犯了各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記者一再被打，顯然是不正常的，如果連記者的權益都保障不了，何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

無論是語言羞辱還是人身傷害，背后都隱匿著一個沉重的話題，即如何保障記者的權益。日前，昆明市出臺條例，明確規定“干擾、阻礙新聞媒體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的，對負有領導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問責直至追究刑事責任”。此舉被解讀為用法律形式保護媒體正常采訪權，但有人也提出了如何定義“干擾、阻礙輿論監督”的問題。我們還看到，廣東東莞市下發文件稱，將發放“專用采訪證”，這種證采取年審制度；輿論認為這實際上是限制記者的采訪活動。此舉迅速引起輿論熱議，足可看出公眾對記者權益的關注，其實更是對自身權益的關切。

知名學者展江認為，依法治國，落實憲法，應該體現在新聞法制更加健全，新聞道德準則更有可操作性，新聞職業組織的職能更加正常化，這幾個環節共同構筑了一條維護記者權益的鏈條。斯言不謬！只有法律的尊嚴真正得到了捍衛，記者的合法采訪權才會得到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才能得到更好的維護。

在今年記者節之前，新聞出版總署已經表示，“各級人民政府應為持記者證進行采訪的新聞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如果記者節能喚起全社會從制度上和法律上保障記者權益，保障記者對公共權利、公共利益的捍衛和深度介入，這也許是記者節對記者的最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