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上周慘案頻發(fā)，11月5日胡德堡軍事基地心理醫(yī)生射殺13位戰(zhàn)友，一天后，佛羅里達一位工程師沖入辦公室，槍殺一人傷五人。雖說人民有持槍權已被寫入美國的神圣憲法，以致哪天沒人被打死才是新聞。但“本土軍事基地、心理醫(yī)生”這兩個詞特別震撼，導致美國媒體這次也格外多愁善感，他們惆悵地質問:為什么美國人如此鐘情于謀殺？

按照社會學家羅斯的意見，謀殺率是否高取決于四個因素:社會相信政府穩(wěn)定且有能力執(zhí)行公正的法律；人民對合法選舉出來的官員的正直度有信心；不同種族、宗教、政治見解的團體求同存異；雖然社會等級制度帶來地位不同，但人民相信自己亦有機會合法獲取高人一等地位，而無需求助于暴力。

然而不幸美國人民聽完社會學家的解釋并沒有因此好受點。美國的立國基礎是《權利法案》，《權利法案》包括美國第一到第十憲法修正案，而第一到第十修正案的精髓，就是用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限制和制衡政府權力。按照美國人的說法，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寫在民主血液里的。于是羅斯的解釋令美國人民無語問蒼天:這么說我們就注定了要永遠承受高謀殺率嗎？

《紐約客》記者勒波爾提出的見解是:工具，只有工具是萬惡之源。對政府再不信任、對官員的正直程度再缺乏信心，沒有工具，廣大人民最多也就是變得暴躁、沖動、喜愛上論壇打嘴炮。但在私人擁有槍支數量約2.5億的美國，每一個不正直的官員、每一個愛炒人的人事經理，都可能導致一樁血案。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寫道: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勒波爾認為，《權利法案》鑄造了美國的民族精神，然而第二修正案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學會自我控制之前，得到了自由。這讓我想起幾個月前成龍說，“臺灣和香港太自由因而很亂，中國人是需要被管的”，然后在網上被群毆。我估計大哥聽完勒波爾的見解，一定會淚流滿面如逢知己。

勒波爾的見解不論正確與否，然而在這個越發(fā)失控的世界，他代表了一種將這個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世界往回扳的努力。而勒波爾挑戰(zhàn)第二修正案的時候，摩門教徒摩斯曼挑戰(zhàn)了第四修正案。

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規(guī)定:“任何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查封，沒有合理事實依據，不得簽發(fā)搜查令和逮捕令。”1967年的凱茨訴政府一案是第四修正案的經典案例，從這個案子開始，不允許政府隨意搜查和查封的，已經不限于公民的人身和住宅，而包括一切個人“合理期望將屬于隱私”的場所、物品。然而2009年一起案件中，政府官員發(fā)傳票給谷歌，要求谷歌提供存儲在服務器上一位公民全部的電子郵件來往，而不通知這位公民本人。公民稍后以第四修正案起訴政府，摩斯曼在判決中寫道:不，當個人將電子郵件存儲于第三方服務器的時候，就表明他已經預期這不屬于他的個人隱私了。

然而摩斯曼能否笑到最后還是未知數，美國民眾對于政府權力是由人民賦予的深信不疑，因而以個人反抗政府的自由和隱私保衛(wèi)戰(zhàn)，還將繼續(x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