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華社主辦的《經濟參考報》對河北武安市兩座鐵礦的尾礦排放進行調查曝光；隨后，其母公司五礦集團迅速于第二天向多家媒體發出澄清說明，稱上述報道嚴重失實。(《中國青年報》11月4日)

一篇報道讓企業和媒體鉚上勁，這不是什么新鮮事。 但新鮮的是，該企業有關人士說：“這是新華社的報紙，他們怎么能這么做？我們是國有企業！”

我猜，其言下之意，無非是：新華社的報紙更該去監督民營企業和公民，而不是監督國有企業。更吊詭的是，有人認為，這是一起敏感事件，因為一個屬于國家通訊社，另一個則屬于骨干國企，雙方“最好不要有太多的爭執”。但無論從常識來看，還是從理論來說，“新華牌”報紙和“國字頭”企業的正面交鋒，不存在任何的敏感性，并且根本不存在能不能監督的問題，相反，是一個如何監督到位，促使其改正缺陷的問題。

即使不是新華社的報紙，照樣可以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力，輿論監督的存在與報紙本身所屬單位沒有關系，都是一種社會責任的擔當。如果新華社的報紙不能監督國有企業，只是對公民或別的企業進行監督，那么，這樣的輿論監督是不完整的監督，也是對社會公共利益和公眾不負責任的做法。

輿論監督是社會關系的調節器，被馬克思形象d地稱為“另一個法庭——社會輿論的法庭”。“新華社的報紙不能監督國有企業”背后，公然佇立著一種值得我們警醒的無知和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