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做客深圳文化大講堂闡述中國未來慈善事業發展的方向。他表示，中國的慈善事業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不愿做”，而是“不會做”，這需要在社會理念、機構建設等方面做多方面努力。他透露，《慈善法》已通過民政部送達國務院，法律的起草工作進入重要階段。（《廣州日報》11月2日）

在法制社會里，法律的確是一條社會底線。中國也是一個法制社會，法律的重要性也就不用多說。但慈善這東西，真的就是一部法律就能解決的事情嗎？《慈善法》的上交，似乎也就成為了慈善家與市民以及社會輿論的焦點。

說到慈善，大部分人都有一個很明確的共識：那是有錢人的活動，予他們予社會都是有意義的事情，大家都愿意看到。而對于一般市民來說，有錢當然出錢，有力出力也是一種表達善意的形式。所以說，中國人是友善的，中華民族是團結的，中國人從來不缺高漲的行善熱情。特別是在有大災大難時，這一點就更加明顯，2008年已經讓我們感受很深了。這樣看來，中國的慈善事業的確不再是“不愿做”了。

這就是中國人的慈善，盡管在特殊情況時特別愿意，可是愿意的程度又有多高呢。所以說，盡管如此，慈善在中國也并非十分平常的事情。如果沒有上級以及慈善機構的建議，如果沒有危難的出現，這種行為似乎都到了“瀕臨滅絕”狀況了。

大家都很清楚，盡管是一分錢的慈善，在不完善的制度之下，也有可能變成一分罪惡，時下最熱的說法無疑是：被罪惡了。錢出了自己的腰包，是善款，卻鼓起了官員的腰包，變成“贓款”，自己也在不自覺間變成了“幫兇”；捐出來之后，去向不明，用途不透明，最后只是籠統的公布：社會各界總捐款×××萬、億元，已經全部落實到援建項目中，當中有多少貓膩大家都心知肚明了。這樣的把戲我們看膩了。

膩了就有膩了的做法，中國民眾的確非常謹慎，即使要做慈善，也不捐錢，將善款轉換成實質的必需品也更實在，至少不會“被罪惡”。民眾的這般想法當然無可非議，但有時候，連富豪的“豪捐”也可能被說成逃稅的把戲。這就可以看出，中國慈善的問題的確十分嚴重。

而“不會做”的說辭卻成了《慈善法》提交的理由顯然有點牽強。在我看來，不是“不會做”惹的禍，更多的應該是“不敢做”的委屈。如果《慈善法》是大勢所趨的話，那改革的除了在社會理念、機構建設等方面的努力外，還應該是上級官員的廉政制度。公布的不僅僅是款項的詳細用途，更重要的是一套類似于官員政績問責的“慈善捐款官員問責制度”，他們的責任與善款用途一并公布。這樣的做法，除了能整頓內部，還得讓民眾看出一個值得將善款授予的機構與集體。

《慈善法》的意義有多大，我們還不能看到，但至少是一個社會的進步，值得我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