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啟動第二輪艾滋病綜合防治示范區建設項目，咸寧崇陽縣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該縣共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全縣73例感染者中，有3例是吸毒和輸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經性途徑感染。

報道中的比例足以說明，農民已經成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因性途徑感染的事實其實依然在反映著農民、農民工的種種現實貧困——這些貧困不是物質的，而是知識上的、權利上的。

為何說農民患上艾滋病是一種知識貧困呢？新聞中有兩個細節是值得人們思考的。一個是：在摸底調查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傳播途徑的農民不足一半。另一個是：疾控中心上門采血檢查時，有感染可能的人根本不配合，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可見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艾滋病就可能隱藏在自身生活的細節中，沒有意識到艾滋病可能是一種現實的威脅。這時，就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對他們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告訴他們這世界上有一種病叫艾滋病，這種病到底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傳播的，以通過知識扶貧的方式，讓他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權利上的貧困，更是在思考農民艾滋病病例增多時需要重視的。由于外出打工，很多農民面臨著夫妻分居兩地的苦惱。對于缺少休假權利的農民工來說，他們本來休息的時間就不夠充裕，他們沒有所謂的8小時工作制與雙休日制度，他們也沒有帶薪休假的權利和機會，他們能夠實現夫妻團聚的機會，大概只能是農忙時和春節時。

如果我們認為食色是人的天性，就應該看到農民家庭因為分居兩地而產生的不和諧，這種不和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農民外出尋找釋放機會的可能。此時，簡單的道德教育是乏力和無效的，農民需要的是權利上的保障。比如，能夠允許外出打工的農民帶薪休假，讓他們在合適的時間里與家人團聚。再理想化一點，比如給打工農民更好的住宿條件，讓他們有機會讓老家的妻子來城市看一看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