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立法者本周審議了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期望通過完善立法以減少錯判“冤案”以及看守所刑訊逼供等虐待行為的發生。國家賠償法生效14年來，一系列輿論熱點事件伴隨著這部法律的實施。在 中國，一批里程碑式的“小人物”案例影響和促進了一系列法律條令的修改。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說，這些標志性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社會進步。（新華網11月1日）

無論是2003年孫志剛事件，還是2005年的佘祥林、聶樹彬案，抑或年初云南晉寧看守所的“躲貓貓”事件，還有前不久河南農民工張海超的“開胸驗肺”，乃至最近上海曝出的“釣魚式執法”，牽涉對象無一不是社會普通人物。這些“小人物”的命運最終引起全社會高度關注，并促進了相關法治建設，這無疑是有益的一面。不過，如果將目光射向這些“小人物”付出的那些昂貴代價，難免讓人頓感悲壯。

“小人物”個案之所以備受關注，根本一點在于輿論的高度介入。輿論介入本來就存在“與眾不同”的新聞可讀性準入門檻，即所報道事件必須具備能夠吸引公眾眼球的新聞性。回顧這些“小人物”個案，其“新聞性”往往在于事件本身過于沉重：或者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或者以自殘等極端的方式求證自身清白。

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這些“小人物”個案，雖然他們受到輿論高度關注，卻往往并非遭遇此類事情的第一人，只不過，以前的那些“小人物”要么忍氣吞聲，要么想法設法打通關節，脫離了難關。只不過這些受輿論高度關注的“小人物”個案，抵達了法律邊界極限，公眾這才更加看清法律的嚴重缺漏，乃至執法者不作為濫作為導致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

“小人物”個案能夠助推社會進步，似乎是“將壞事變好事”。但這不能不讓引人深思：我們社會法治建設的進步，難道就不能避免這種昂貴的生命或健康代價？一直以來，無論是龐大的法學研究隊伍，還是現有制度架構，對于法治建設一貫表白是高度重視，但為什么不能在這些“小人物”個案發生之前便防微杜漸？為什么對那些司空見慣侵犯“小人物”私域權益的案例未能盡早介入，而是讓媒體搶在了前面呢？

就眼下來看，在法治建設方面，我們不缺專家學者，也不缺機構機制，更不缺資金資源，可為什么事關“小人物”生存環境的法治建設步履如此沉重，這里面到底是因為我們對“小人物”生存環境缺乏了解和重視，還是我們的法治建設缺乏一套更低誘發成本的科學機制呢？積極反思“小人物”個案背后的問題，遠比大談“將壞事變好事”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