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在《南方都市報》拜讀了蕭銳先生的一篇名為《那時候，我們都是好孩子》的文章，文章記錄了作者看完關于呼和浩特越獄案越獄者“錯位人生”的報道后的心理觸動。而看了該文，我同樣深受觸動，如其文中所說“無法再隱忍著假裝無動于衷”了。因為我和他，以及四個越獄者，都是一代人，共同的身份特征就是——80后。　

“70后”、“80后”、“90后”，以出生年代作為一代人的劃分標準，很偷懶很討巧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意義。而假設人們再將從某一兩個極端個案中概括提煉出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強行施加于整個的所謂“80后”、“90后”群體，就更顯得荒謬絕倫，弱智之極了——而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社會上普遍流行的“80后垮掉的一代”、“90后腦殘的一代”。　

所以，我們不能標簽化、臉譜化甚至妖魔化這些所謂的“80后”、“90后”。更不能在地震后見了80后的志愿者，就說“80后”崛起了；看了“90后”大學生舍身救人就說“90后”覺醒了。我們應該承認，“80后”有如呼和浩特的殺人越獄者，“90后”也有如長江大學的跳江救人者。

每個人都只代表他自己，他的道德水平、個人修養、法律意識和綜合素質，從微觀上講，只和他的成長和生活的社會環境有關，和他所受的家庭和學校教育有關，當然從宏觀上講，也和特定的地域、時代背景有關。何況，這種影響具有長期連續性和不可切割性，我們不能精確地找出，同一地區的一個1989年12月生的“80后”和一個1990年1月生的“90后”身上有多顯著的差異性。

沒有人生來就是撒旦的化身或者是圣靈附體，人是社會動物，套用一句名言：最冷酷的殺手也有小學同學。正如蕭銳文章中所說“那時候，我們都是好孩子。即使再無惡不作的罪犯也都曾經愛家人，也愛別人。只是在人生成長的履歷表上，慢慢有了各自不同的填充內容。”

誠哉斯言，那時，我們都是好孩子，至少，曾經我們都是好孩子。但隨著孩子長大成人，步入社會，一切的改變難道就不可避免了嗎？仍以荊州大學生救人為例。在諸如“湖北荊州或塑群雕紀念救人溺亡大學生”之類的“正面新聞”的縫隙里，《新京報》的“英雄大學生出事時百人圍觀，同學跪求漁船未果”新聞顯然并不搶眼。但這卻可能是刺眼的真實。

新聞說事發后“迅速圍攏了100多名群眾，但沒有人下水施救。”少年落水處有漁船，同學都給船老板跪下了，老板卻說：“長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幾個人我們靠什么掙錢啊？”“活人不救，只撈尸體”，如冷箭射入每個尚存熱血的心靈。但我們仍不愿相信，船老板們在如這些救人學生一樣年輕的時候，會說出這樣市儈而絕情的話語。或者易地而處，若他的孩子身處絕境，他向人求助時聽到這樣的答話，會作何反應呢？　

年輕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都曾是好孩子？是什么讓人心變冷了呢？又應該以什么防止這種惡化趨勢？似乎除了社會向善風氣的道德感召，就應該是嚴明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以良性的政府公共服務來為民排憂解難。可是我們當看到如上海釣魚事件中那閃著寒光的“釣鉤”，戳穿人們良善之心的時候，看到如南京攙扶臥街不起的老太太卻被當成肇事者的時候，我們又怎么說服自己，堅定地鼓起助人為樂、一心向善的信心呢？　

仍是在荊州救人事件中，就有這樣令人吃驚的事情，因為據說當時連消防隊員和警察到現場后，都曾以沒有救援義務為由離開。出事的寶塔灣，也缺少足夠的警示標志；而且面對民間漁船撈人牟利的殘酷現狀，我們仍聽見這樣令人遺憾且揪心的聲音：“我們主要職責還是巡邏治安，寶塔灣乃至荊州市并沒有一支專門的搜救隊”。

那么，當大學生救人的群雕塑起的時候，“人命關天”的搜救隊還不能建立嗎？沒有體制力量介入，難道一直要將那些善良的期望，都寄托于“曾經的好孩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