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號稱“人間天堂”，住在其中的人是有福的，住在其中而又有些資財的人，恐怕更是有福。只是有福這件事從來都是相對而言。比如說蘇州有個叫做嘉湖閣的樓盤，2002年銷售的時候比之蘇州市的房價高上三倍，號稱是當年的頂級豪宅。但后來開發商把網球場拆了蓋樓、兒童樂園變成了工地、面向湖水的視野里有了兩座高塔之后，該小區的業主就開始了維權的歷程。歷經數年之后，期間數十家媒體報道，甚至爆出法官是開發商律師的學生、開發商偽造公文之類的丑聞，但最終還是敗訴。

敗訴也就罷了，大不了到高等法院進行申訴而做最后一搏。但奇怪的是，最近該小區業主發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兩份維權申訴書，一份被張冠李戴回復成“上訪來信”處理《通知書》，另一份下落不明。更有甚者，有些業主甚至收獲了來自各自供職機構的壓力，要讓他們在一份和解的文件上簽字。

申訴變成上訪，恐怕其間的落差之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申訴是正當的法律程序與手續，而上訪是一種非常規的司法救濟。后者基本上是正常途徑走不通之后才采取的措施，甚至我們夸張一點來說，那就相當于滾釘板、告御狀，效果如何且先不談，就是這種還沒有走完正常司法程序就被歸為特殊司法救濟渠道當中的做法，大致就相當于把活人推入太平間了。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人都是買得起高檔小區的人，他們的生活與煩惱與我等何干？或許我們可以回憶幾年前茅于軾先生被詬病的一句話：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當時這句話被包括海外學者薛涌在內的很多人所攻擊，其大意都是再說，你干啥為富人說話？他們其實都具有所有的能力，你給他們說話就是媚富。

幾乎所有批評茅于軾先生的人都在有意無意的忽視了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所必須具備的過程，那就是相對來說能夠有些資產的人，由于他們有東西可以被剝奪，所以更容易被盯上。但只有通過為他們爭取到合法保證自己權益的時候，才能讓一個社會保護個人權益成為共識。空喊保證所有人的利益固然是好事，但沒有經過具體的實例，如何能夠建立起合法的保障？而在我們這種財富剛剛起步的階段，只有這些有產者的實例才具有實踐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當一個社會中，這種所謂具有一定社會地位與財富的人，他們的合法權益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時候，誰能說本身就具有特權社會特征的現實當中，相對而言更加不具有保護自己能力的普羅大眾能夠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很多類似的事件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某種相似的身影。在陜西與四川、東北的消滅貓狗的運動里，很多人對這種完全不分善惡的做法叫好，原因是他們不喜歡或者沒有養寵物。甚至在北京的某別墅區域當中修建垃圾場，業主的維權也往往并不被關注。其實如果我們想深一步就會發現，所有這種看上去與普通人無關的事件，在深層的邏輯當中，就是同樣那種傷害到我們所有人的機制在起作用，只是今天是他們、明天是我們。在很多情況下，每個人都是這種機制的受害者，從無例外。

所以，當我看到這種事件一再發生的時候，總是想起茅于軾先生那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