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圓明園管理處日前宣布，將派遣由數十名專家組成的小組分別前往全球50多個國家，為150年前遭到劫掠的圓明園流失文物造冊登記。這一消息公布后，引起世界不少國家的關注。歐美日多數博物館表示愿與中國尋寶團“合作”云云。

1970年通過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確立了文物返還的基本原則。但公約對溯及力問題語焉不詳。依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法理，只有在1970年后遭非法出口的文物才能依據該公約加以追索。唯獨1995年6月在羅馬通過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雖然明文規定了公約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卻在第10條第3款的“但書條款”，強調本公約不限制國家或其他主體根據公約框架外可援用的救濟措施對本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的文物提出返還或者歸還請求的權利，為跨國追討本國流失文物帶來一線曙光。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主要文物進口大國大多冷眼旁觀，拒絕加入該公約。

所幸相關國家毫不氣餒，屢敗屢戰，從未停止追討，并逐漸贏得國際輿論普遍同情。近年來局面正在發生可喜的變化，追討流失文物成功屢見不鮮。在國際公約的框架下，一些國家通過國際合作追索非法流失的文物，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比如1980年伊拉克向法國索回了部分《巴比倫法典》和《漢穆拉比法典》；埃及經過百余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從英國取得獅身人面像的胡須；意大利政府從美國蓋蒂斯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成功追索被盜文物。這些都在國際社會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百年中國，從滿清政府為中華民國政府取而代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數次政權更迭，均屬于國際法上所謂政府繼承而非國家繼承。除“惡債不予繼承”之外，舊政府的其他一切權利義務由新政府概括繼承。溥儀復辟失敗，馮玉祥將其趕出紫禁城，清室優待條例中特別提及的故宮文物，尚且轉歸民國政府所有。依據“舉重以明輕”法理，當年圓明園被掠奪與盜取的文物追索權，理當由新政府繼承。同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取得相關海外流失文物的返還請求權，自不待言。1982年現行憲法第22條第2款更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運用法律目的性解釋，我國政府不僅有權利而且承擔莊嚴的憲法義務，對流失海外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加以追討。

對于我國追討文物的難度，我們理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現有國際公約大多是無牙老虎，對百年前的掠奪文物行為并無追溯效力。作為必要之惡的訴訟時效，其存在更強調法律關系的安定性，維護現狀的考慮壓倒了對實質正義的追求。而相關公約對未簽約的西方國家更無拘束力可言。

藝術無國界，藝術品有國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報告《把無可替代的遺產歸還給他的創造者》重申：一個民族的、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遺產。這些被剝奪了文化遺產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權要求歸還那些最能代表他們民族文化藝術的珍寶。此言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

對于流失海外的中華國寶，我們今天要尋訪的絕不僅僅只是文化財產，更是一份獨特而珍貴的文化遺產。歷史的傷痕需要文化遺產的回歸加以彌合，也只有物歸原主，文化遺產的價值才能得以充分彰顯，體現出全人類共同遺產的深刻內涵。因此，尋訪流失國寶運動不僅是對文化帝國主義最徹底無情的批判，更是對國際上圍繞文化遺產回歸問題，聚訟紛紜的文化民族主義與文化國際主義二元對立文化觀的真正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