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乒隊球星戀愛不再受限，《新民周刊》報道的這條消息該慶賀。

“你也來慶賀？莫非'老夫聊發少年狂'，也要追星了？”朋友會問。

別誤會。對乒乓國手王皓和彭陸洋的戀情順利公開，老司徒所以興致勃勃來道賀，蓋因茲事體大，具有社會意義。

情發于中，言表于外，天經地義，原不論姑娘小伙干的哪一行。偏偏一條“愛乒乓不能愛隊友”的不成文法，曾幾何時令國乒隊年輕人“想說愛你不容易”。五年前還為此引發“除名風波”，媒體上反彈得厲害哩。眼下好了，面對王彭戀情，記者撥通國乒領隊黃飚的電話，得到答案：“王皓今年26歲，彭陸洋也23了，這樣的年齡談戀愛很正常。”一語既出，皆大歡喜。

歡喜的，是一對有情人可以自由結合，避免了“棒打鴛鴦”厄運。卻又不止于此，深層意義在于它折射出公眾人權狀況的新亮點。如今亮點也多，簡直到未經細察則易忽略的地步。近日看到滬上“居轉戶”首批公示已通過，意味著農民工將獲得市民身份認同；前些天看到溫家寶要求北川新縣城規劃上網聽意見，意味著網民表達權利深化；再往前看到“醫師多點執業解禁”，意味著醫生擇業范圍擴展……這許多“意味著”，用外國觀察家伍德魯夫二十余年后重游北京的話來概括，從當年“中國人仿佛生活在小房間”般拘謹，到如今的滿眼活躍，感受“最大的變化是中國人自由度的增加”！

旁觀者清。從新中國建立，工農大眾贏得生產資料和勞動權利伊始，走的恰是一條自由度提升之路。尤其經歷了一段漠視人權的“左”風折騰后，痛定思痛，共和國通過“白皮書”以至修憲，昭示“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新理念。由農村的包產到戶、村民自治，到城市的新經濟、新社會組織；由廣州孫志剛案促成《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到滬上征求學生意見制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一個個民眾創新的架構一款款民意導致的良法，急管繁弦般涌現，彰顯出公民自由度日益放大。

話說回來，當初限制某些權利，有的亦事出無奈。誠然，看英國影片《紅菱艷》，對于追求藝術升華而壓抑芭蕾舞明星蓓姬愛情權利、致其精神錯亂自盡的劇團當家萊蒙托夫，誰都不會容忍。可是，一切以時間地點為轉移。對于競技追求和愛情權利的矛盾，國乒隊最初將砝碼更多地傾斜于前者，逼令隊員心無旁騖，全力拼搏，筆者又感到情有可原。甚至飽受訾議、業已取消的“隊內讓球”模式，最初動機亦非沒有一點合理性。遙想建國初期的競技體育，和經濟建設一樣一窮二白，唯有乒乓球每年拿幾塊牌牌，當年舉國為之驕傲、全民由是歡騰呵。然而，今世何世？隨著我國奧運名次數一數二，競技水準和經濟總量一起臻于世界前列，那種非常時期的“振興國威”手段已毫無必要。成熟的大國，亟待告別任何幼稚的行為。

集體主義永遠不可或缺，但它和擴充公民自由度并行不悖。新時期所認知的集體，即馬恩所謂“自由人的聯合體”，強調的是“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當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它不再是命定的“不值一提”，而需經由良法公序來調節。我想到了年輕的齊紅兒。這位中國入世涉外談判的女將，當她在參與的談判剩下最后一家時，竟提出要赴美國微軟高就。在以前，還了得？!如今高層回答卻是：“第一，表示理解；第二，希望她在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再離開；第三，相信齊紅兒的人格，會把所有的秘密深深埋藏在心里。”縱有可能遭逢的損失，人才流動自由不變。

其實一個自由寬松的環境，損失者少，收益者大。古希臘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載,埃及金字塔系由30萬奴隸建造。但爾后的瑞士鐘表匠布克卻敢說No。他根據自己在囚禁中制作不出高精度鐘表的經歷，斷言“金字塔偌大的工程,造得那么精細,建造者必定是懷有虔誠之心的自由人”。猜對了,埃及文物當局終于2003年經發掘考證,公布了金字塔建造者的自由人身份。

不是鼓勵自主創新嗎？一條前提，就是所有地方催涌起自由和諧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