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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實和趙人偉等學者一起，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了四次全國范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他介紹，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10月2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收入分配調節方案距離出臺還很遙遠，甚至對于是否要調，相關部門間都還沒達成共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21日透露，由國家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已上報國務院待批。但昨日，發改委一位官員向CBN否認了此事。（10月23日《第一財經日報》）

　　收入差距拉大應該是共識：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不論是統計數據，還是普通大眾的真實感受都表明收入差距拉大是不爭的事實。媒體和公眾對壟斷行業領導人、職工高額收入的質疑就是這種差距的反彈。

　　然而就是對這一能用統計數據以及公眾真實感受來證明的事實，有關部門給出的回應竟是：不但“收入分配調節方案距離出臺還很遙遠，甚至對于是否要調，相關部門間都還沒達成共識。”

　　出臺收入分配調節方案還很遙遠，這可以理解。畢竟，“康梁功過一分二，改革艱難古到今”。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利益重新分配就要有人熱烈支持，有人極力反對。所以方案的出臺是個利益博弈的漫長過程。

　　但是“甚至對于是否要調，相關部門間都還沒達成共識”，這一點就讓人不能理解了。如果不需要調，只有以下可能，一是要調的前提不存在，即現在根本沒有所謂的收入差距拉大：再就是雖然前提存在，但是還沒有到非調不可的程度；還可能是到了非調不可的程度，但是在誰來調，調那個部門，怎么調問題上莫衷一是。

　　在筆者看來，前兩種可能不存在。收入差距拉大有統計數據說話，有社會媒體輿論、公眾真實生活感受佐證；不到非調不可的程度，那么內需為何屢擴不大，以至經濟危機以來外貿對經濟拉動銳減，國家不得不投入4萬億依靠投資這一獨木支撐經濟增長。

　　倒是誰來調、調那個部門、怎么調這一問題是政府部門缺乏共識的所在。那改革戶籍制度來說，可能有部門就不怎么愿意，因為有制度就有權力，有權力就有利益。對于公眾、企業來說的某些不合理制度成本恰恰是某些部門的制度紅利。正是基于對各自部門利益制度紅利的維護和堅持，使得“收入分配調節方案距離出臺還很遙遠，甚至對于是否要調，相關部門間都還沒達成共識”。

　　所以說，面對收入分配調節方案、收入差距是否要調，相關部門間缺的不是共識。而是缺少這種共識：動那個部門的制度紅利、動多少，增加那個部門義務、增加多少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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