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東莞市擬出臺媒體監督新舉措，《關于進一步關心支持媒體，營造良好輿論環境的意見》近日下發到各鎮街，這是一份仍在征求意見的初始文本。文件中明確規定了種種為記者采訪提供便利的具體措施，包括發放“專用采訪證”等。文件中提到，東莞市將給媒體記者發放專用采訪證，每年審核，年初換新。（10月22日《廣州日報》）

　　常理而言，記者的采訪權就與行政機關的執法權一樣，屬于正態權力。有合格的記者證、有合法的記者身份，自然就應該擁有基本采訪權。在民主法治領域，知情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一切自由權利的基點和關鍵，而信息時代的媒體恰是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公眾的知情權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記者采訪權去實現，換言之，對記者采訪權的尊重與保護就是對公眾知情權的保障與滿足。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媒體才被稱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

　　在世界媒體峰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開幕致辭中表示，中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媒體發展，支持媒體搞好輿論監督，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這是我國領導人首度就媒體發展與社會作用進行公開演講，始終支持輿論監督的立場振奮人心。10月15日，新版《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正式施行，該管理辦法再次強調“新聞記者的合法采訪受法律保護”。這些姿態與法規都說明，我國對媒體監督權的保護、對記者采訪權的保護，已經在不斷隨著時代發展而掘進。

　　順應這樣的趨勢，地方政府在此類問題上作出一些探索，初衷無疑是美好的，也有利于記者采訪權制度化地落地，破解媒體監督領域常年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但是，如果保護過當，則容易對采訪權形成事實上的傷害。東莞的“專用采訪證”制度用心良苦，也是富有創意的一種實踐，但是，這種制度在邏輯與法理層面存在一些隱憂，值得商榷。

　　首先，保護一種權利不能在既有權利上再次賦權，給記者發地方性“專用采訪證”，這就好比給工商等執法部門再發“專用執法證”一樣，引發諸多后遺癥：比如，沒有這個專用證的記者怎辦？外地記者怎么才能拿到東莞的“專用采訪證”？如果是一些負面新聞事件，關涉政府部門利益與形象，如果保證地方政府也能大義滅親地給記者發這個采訪證？其次，“專用采訪證”濫發的本質不是保護權利，而很可能是削弱了采訪監督權。記者采訪權是國家層面的權利，專用采訪權是地方領域的權利，如果后者成為一種制度，結果有二：要么是地方政府獨立于全國性的媒體監督之外、非證莫進；要么是地方政府給全國記者發證、將國家權利異化為地方賦權，而這在法律層面是行不通的。再次，媒體監督之所以得力，在于其相對獨立性，記者的采訪權之所以令公眾尊崇，在于這是一種法律框架內的監督權，尤其是異地監督，受地方利益影響較小，現在，憑空橫亙出一個“專用采訪證”，事實上多了一道門檻，使得輿論監督時時處處在地方職能部門的“審稿”之下，這種控制化手段，離信息公開與民主法治似乎并不合拍。

　　關心支持媒體，營造良好輿論環境，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與義務，一些重大事項與場合也需要“專用采訪”。然而，如果地方政府都來濫發“專用采訪證”，記者證的法律效力在哪里？采訪權會不會遲早被各地割據的行政權所主導？由此可見，如何關心記者采訪權、關心的“度”在哪里，這些問題都需要更審慎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