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恰當的同情心泛濫，極可能給潛在的效仿者形成某種心理暗示甚至變相鼓勵，最終讓更多無辜者受到傷害。對犯罪分子濫施同情，就是傷害社會之情，就是對社會良治的犯罪。

年僅22歲、外表斯文的趙順勇，入室盜竊遇上住戶回家，遂手刃對方，兩名花季女碩士香消玉殞……基于這一犯罪事件的惡性與殘忍程度，一審中檢方判處其死刑的建議，在公眾中并未引起爭議。

而有一點非常值得關注。當年輕的兇手被問及入室搶劫動機時，他提到“生意失敗欠債”和“女友父親生病要花錢”。第一條原因顯然不值一駁，第二條理由則頗耐人尋味、引人深思。

之所以抓住“苦情牌”這根救命稻草，一方面是犯罪分子垂死掙扎的本能反應，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此前某些案件對他的“啟發”。由這一案件，我們并不難聯想到另一樁發生時間、審判時間均相隔不遠的案件——重慶兩兄弟為籌錢救病母劫持人質案。后者本質上也屬一樁惡性案件，所幸并未造成無辜者生命之傷，其最終的“輕判”，從法律上說自有其考量標準，在此不再討論。但值得商榷的是，在“劫持人質籌錢救母案”中涌現的一些聲音，則顯得多少有些不成熟和不理智。這些聲音對當街刀劫人質者的“特殊犯罪動機”和“悲情成分”高度關注，甚至無意間將其打造成某種正面形象，而對被劫持者所受的身心傷害、劫持人質行為對公共秩序的破壞，則關注不夠，甚至視若不見。

趙順勇打出蒼白的“苦情牌”，其效果顯然難以奏效，但他的這一舉動，卻頗含深意。它提醒我們借機反思一個問題——面對犯罪分子的苦情故事，到底是該“法網柔情”還是該“法不容情”？

這是一個很大、很原則性的問題。從法的起源及其社會功能來看，法無非人情，是人之常情、常識以約定俗成的形式得到強化。正因如此，怎樣理解這句話就異常關鍵——法律應該尊重的“情”，到底是孤立的個案個體之情，還是普遍的社會良治之情？鋌而走險者中，半數人多少能找到一些“苦情經歷”，對其中一些因客觀原因造成的，法律理應予以一定的同情或諒解；但這種同情的“度”如何把握，從來都是一個難題。

社會本就是一個多米諾骨牌，牽一發則動全身。是否應該“法網柔情”，不應只將眼光放在個案當事人的“悲情故事”之上，而要從整個社會群落的大視野來考量，警惕個案判例的負面示范效應。不恰當的同情心泛濫，雖表面上溫情脈脈，但極可能給潛在的效仿者形成某種心理暗示甚至變相鼓勵，最終讓更多無辜者受到傷害。對犯罪分子濫施同情，就是傷害社會之情，就是對社會良治的犯罪。一個案件，不僅要“就案論案”，更要預見其判例的示范效應。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每每出現可供煽情的案件，一些聲音立刻莫名亢奮，以大海般的胸懷擁抱“苦情犯罪”者，拋棄理性立場，站到法律對立面，以此表現自己的慧眼獨具。連殺10人并將“情敵”剖心炒熟的殺人魔王邱興華案發后，就有一些學者和媒體以人權衛士、法治先鋒的面目跳出來，對死刑判決發表種種另類高論。其言其行，說輕點，是種幼稚；說重點，是對社會不負責。

對犯罪分子悲情故事的“過度關注”當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