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容城縣的洗頭小姐閆德利在她的博客公布了279名曾與她發生過性關系的男性的手機號碼，并稱自己身染艾滋病，要報復這些男人，“不能讓他們過得那么逍遙。”這在網上引發軒然大波，所謂的“性接觸者號碼”也在一夜間傳遍各大論壇。昨日記者聯系閆德利時，她又稱公布“接觸者”是為了尋找離開3個月的未婚夫。（10月16日《燕趙都市報》）

報道說，記者撥打近百個被公布的手機號碼，不少機主感到很意外，稱在京時不記得留下過手機號碼，其中還有一些號碼機主是女性。

這就不由得讓人對“性接觸者號碼”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而閆德利之前說公布“接觸者”是為了報復男人，之后又改口說尋夫，她的真實意圖究竟是什么，更讓人存疑，甚至她的“艾滋女”身份是否屬實，都還有待確認。

當然有一點大概是不假的，就是閆德利的身世——閆德利說她自小父母離異，繼父唯利是圖，一心只想讓她去做“小姐”，有幾次甚至親手把她送進北京巷尾的洗頭房。繼父為了讓她繼續賣身賺錢，百般阻撓她和未婚夫來往，未婚夫從此杳無音信。

正是這個悲慘身世打動眾多網友，越來越多的人逐漸傾向于同情閆德利。也正因為同情效應的發酵，很多人收起大腦的識別功能，全然接受閆德利所說的和所做的。在此之下，這個關鍵問題被遺漏在所難免：以自己苦難經歷和“身染艾滋病”為由，閆德利公布“性接觸者號碼”是否就有足夠的正當性，并涉嫌侵犯他人的隱私和名譽權？

以上聲音似乎不合時宜，充斥網絡的多是悲憫以及對社會的追問，其邏輯是：閆德利已經夠不幸，為什么還要質疑她，而不去質疑造成她不幸的人和環境？

這樣的論調似是而非，一個人再不幸，都不能罔顧事實，瘋狂誹謗或報復他人，這就好比低保戶不能因為貧困，就可以視搶劫他人為理所當然，不受法律追究。

在“艾滋女”事件上，網絡輿論又一次重復之前屢屢出現的錯誤：一旦某人被認定為“弱勢者”，事實認定與法律探討就成多余，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被原諒，哪怕弱勢者的行為有時也充滿邪惡。

具體到閆德利公布“接觸者”，如果這傷及無辜，讓他們的名譽和生活蒙上巨大陰影，這難道不就是應受法律和道德雙重拷問的惡嗎？閆德利是“惡”的受害者，但她無權因為這個將“惡”施加給不相干的人，一旦逾越法律和道德的界限，閆德利就應受處罰。道理就這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