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創業”和“政治背景不強”?

　　當我把對數據的顧慮和其他“商業精英”的情況先放到一邊，僅僅盯著“中國大陸最富有的私營企業家”這一群體的時候，導師的兩點結論似乎又不像一開始那么“雷人”了。尤其是，把中國的情況和匈牙利、俄羅斯做一下比較的話，就更有意思了。同樣是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匈牙利和俄羅斯的私營企業家的構成主體，卻和中國不太一樣。在匈牙利，成為大私營企業主的，基本上都是原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尤其是原來在計劃經濟時期曾擔任企業中高層管理職務的經理人，這些人的年齡，以50歲至60歲居多(也就說，在1980年代的時候，他們大約在30歲-40歲之間)。在俄羅斯，那些最最富裕的大私營企業主(媒體更多地喜歡稱他們為“寡頭”)，許多卻是前蘇聯共青團或政府的官員，而且與俄羅斯的政治精英有著非常公開化的勾連。這樣一來，一個基本事實是，跟俄羅斯和匈牙利這兩個后來也經歷了“市場轉型”的前“同志加兄弟”國家相比，中國大陸最富有的私營企業家，確實大多數是從中小企業主做起來的，既沒有國企的前高管，也沒有前黨政高官，與政治家的公開勾連好像也不是那么明顯。

可是，馬上就會有人說，這有什么好奇怪的，沒有原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成為大富豪，是因為特大型壟斷國企都還財源滾滾呢。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寬到整個“百富榜”而不是僅僅局限在前10名，就會發現，從大約20多名開始，就陸陸續續會出現前黨政官員或前國企經理榜上有名的案例。可是，問題依然存在:為什么沒有人能躋身前10名甚至前20名呢?尤其是，考慮到在1990年代，中國經歷過一次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運動和官員“下海”潮，為什么那些“改制”后的前國企經理或“下海”后的前黨政官員就不能做得像他們在匈牙利或者俄羅斯的“同行”們那么牛呢?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為這些中國人不像他們的蘇東同行們那樣有“企業家精神“。但這種說法我無法贊同，并且在事實上也無法考證。其實，我們不如換個問法:為什么匈牙利的前國企經理和俄羅斯的前黨政官員能做到呢?這樣一來，就涉及到這三個國家的“市場轉型”道路的區別。這是一個復雜的大問題，但簡單地說，在匈牙利，主要是原國企的中高層經理人享受了“私有化”帶來的好處，他們也要與新上臺的政府官員搞好關系，但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也較強，接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在俄羅斯，雖然也有大規模的“私有化”，但獲益更多的，卻是前黨政官員，他們直接把政治權力轉化成金錢，揣進自己的腰包，或者分給忠于自己的寡頭。

那么在中國又怎么樣呢?如果由“自我創業”和“政治背景不強”推導出政治權力在這些富豪發家的過程中作用不大，這顯然違背“常識”。但從那些依然榜上有名的富豪的公開履歷和對他們的公開報道中，確實很難發現有什么政治因素在他們的致富過程中起作用，一個個都是“艱苦創業”的光輝故事。其中的一些人確實在挖到“第一桶金”乃至“第N桶金”的時候，都主要是靠在商場上打拼掙來的，但新聞媒體的“為尊者諱”或“自我封嘴”也難辭其咎。君不見，只要有一名富豪“倒臺”，關于他的“揭露性報道”立刻就如潮水般涌上臺面，而其中往往夾雜著官商勾結的故事。所以，單看“富豪榜”提供的那些數據和素材，會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誤導性。“自我創業”和“政治背景不強”確實是中國的大富豪們不同于匈牙利和俄羅斯頂級富豪的兩個特點，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解釋這種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