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省實施〈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修訂草案)》提請審議，其中規定，醉酒駕駛自行車或駕馭畜力車的，罰款50元。這個“前衛”的規定，立即引發激烈爭議。(9月24日《新文化報》)

杭州胡斌飆車案、成都孫偉銘案、南京張明寶肇事案之后，醉駕成眾矢之的，從重嚴懲醉駕肇事行為，也成社會共識。但“醉騎自行車”，是不是也要立法予以嚴懲？贊成者說，“醉騎”也有危害性，所以要采取罰款等形式懲處。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醉走”同樣也有危害性，是不是也要規定醉酒者不得走路，否則也要罰款？我在想，如果吉林的“醉騎自行車罰款”最后順利通過，將會有多少人不知不覺間違法？而查處“醉騎”，又將是怎樣一個不可思議的執法任務？如果一個地方法規動不動就將大多數人置于隨時都可能違法的境地，實行起來又困難重重，你就很難說它是良法。

法律法規適度超前，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脫離社會現實一路狂奔，那只能成為觀賞性立法。貼在墻上的法規，滿足了立法者的法治臆想，對規范社會行為卻起不了什么實際作用，到頭來受損的，只會是法律法規的尊嚴。

今年6月初，成都公交車大火慘案發生后，沈陽市交通局為了避免隱患，決定停開空調公交車。這被輿論一致解讀為行政反應過度。

如今吉林擬規定“醉騎自行車罰款”，是同一路數的反應過度。

如果立法者和行政者面對社會問題時總是進退失據，動輒做出反應過度的事，并不考慮可行性，只能說明他們的素養不合格。這樣的現狀，比“醉騎要罰款”，還要讓人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