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修訂草案）》提請審議，其中規定，醉酒駕駛自行車、三輪車、電動自行車、殘疾人機動輪椅車或者駕馭畜力車的，罰款50元。（9月24日 東北新聞網）

　　近一段時間，圍繞著醉駕造成的交通事故該如何處理，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討論。當全國各地都紛紛展開對醉駕的嚴懲與打擊時，這一舉措顯然是深得民心的。但筆者以為，對醉駕的打擊與懲治，也只能限于駕駛機動車者，而不能隨意將處罰醉駕的規則范圍擴大化，因為醉酒人駕駛機動車帶來的危害性，是遠遠大于醉酒騎車者帶來的危害，二者之間甚至根本無法相提并論。正是由于危害上本質的不同，因而非要生搬硬套地將適用于懲治醉駕機動車的法律無限擴大化，就有矯枉過正之嫌。

　　毫無疑問，吉林省的這個“修訂草案”，是針對該省的具體情況，是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次堪稱積極的突破與嘗試，就其“修訂草案”的大部分內容而言，無疑是有著非常良好的效果的，但涉及到對醉酒騎車者進行罰款一項，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既是對上位法的擅自解釋，同時更是濫刑主義的體現。

　　所謂的濫刑主義，源自于重刑主義，當下有關“重刑主義”的探討，在新華網展開得方興未艾，但是否該“重刑”化，其實是清清楚楚的。在筆者看來，相比于“重刑主義”的探討，濫刑主義帶來的危害或許更大，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也許會更深。因為濫刑主義既是對現有司法條文的擅自解讀，同時更是迷信立法即能解決一切的延續。顯然這種思維會對司法公平與公正的達成產生消極的影響。

　　具體到對醉酒騎車者進行罰款，就是如此。誠然，醉酒騎車者的確可能存在著不安全的因素，也可能造成肇事與交通事故，但若是與醉駕者造成的傷害程度比較，二者之間的量級顯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對醉酒騎車者進行罰款，無疑是希望通過法律規定來解決一切，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才有吉林省擅自對醉酒騎車者進行罰款的規定。

　　在法治社會里，類似于對醉酒騎車者進行罰款這樣的濫刑主義無疑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地方色彩極濃的規定，既突破了上位法，同時還極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權益。若有關部門堅持要實施的話，那么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顯然是遠遠大于正面影響的。（王毅）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