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是實現社會公平的起點和切入口。而承載著自由、平等、人權等諸多政治理念的憲法，自然在實現教育公平、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方面擔當著重要的使命。人們在詬病引發高考移民等教育不公現象的原因時，也常常強調這與憲法中“公民受教育權平等”的原則相悖。把關乎人們的切身利益和民族振興的百年大計的教育問題上升到憲法的高度來認識，并自覺不自覺地用憲法原則加以評判，這本身就是全社會憲法意識高漲的明證，也是憲法權威得以強化的最堅實的社會基礎。然而，對于民眾的期許，我們的現行憲法能否做出回應、能做出什么樣的回應，則是一個需要去認真思考的問題。

　　首先，受教育權是公民形成獨立人格和自主地位、實現全面發展和人生價值的基礎，是享受其他各項權利和社會物質文化財富的前提，是維系自由與民主社會結構、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源泉與動力。而且，教育能夠促進社會的公平競爭、自由流動，幫助弱者改變他的出身局限和生存狀態，從而矯正社會的不公、實現社會的平等和正義。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對受教育權的認識，往往偏重其在人才培養、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等方面的功利性價值，而其作為基本人權的本真意義及其社會功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在受教育權所蘊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嚴等憲政理念未能得到充分彰顯的情況下，也就很難指望人們會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及其運作中基于憲法的精神去追尋教育公平的實現。

　　其次，現行憲法并沒有關于“平等受教育權”的直接規定，人們往往是從憲法第33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第46條“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這兩款規定中引申出來的。然而，從這兩項文本規定來分析，很難得出公民有“平等受教育權”的結論，也很難據此認定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制度(立法、政策)存在違憲的問題。

　　眾所周知，我國主流的憲法觀點普遍認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指的是公民在適用法律和遵守法律上一律平等，即法律實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為現行憲法將1954年憲法關于“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表述改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更為嚴謹、更為準確。如果對憲法這樣理解的話，那就意味著只要制度規則在實施過程中做到一視同仁就符合了憲法的要求，而不需要考量制度本身是否符合平等的精神。但目前關于教育公平問題的討論，首先涉及的恰恰就是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問題，亦即是人們在制度上應不應該受到平等對待；如果憲法對此不能提供有效的評判依據，那是憲法功能的重大缺憾。此外，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并不必然意味著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權。這只是一個大而化之的籠統性規定，該規定與憲法第47條關于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這樣鏗鏘有力的表述有著明顯的不同，與第34條明確禁止選舉權方面的九種歧視也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人們認為教育方面的一些不公平問題違背憲法，只是對憲法的一種渴望和期待，但憲法本身似乎并不能對此作出明確的回應。

　　再次，在憲政技術發達的情況下，當然可以通過對憲法規范的字面意義進行伸縮性的解釋，而賦予靜態的憲法條文以新的時代意義。因此，從憲法解釋學的角度出發，“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受教育權”的憲法規定也可以轉換出“平等受教育權”的語意。然而憲法解釋只有以憲法適用為前提，才有存在的必要與可能。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如果一個公民認為他的平等受教育權被侵犯了，我們的憲法這時能為他做些什么？實際上，在教育公平這樣一個關乎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社會大舞臺上，憲法是最應該展示自己的價值與風采的，也是最容易喚起人們對憲法的信心和敬仰的。

　　如果憲法不能步入社會大眾的生存空間，如果憲法不能成為一種政治運作習慣，如果憲法不能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那么，設計得再完善、再先進的條款也不可能被社會內在地需要并成為公民的自覺信仰，甚至最終逃不了形同虛設的命遠而淪為可有可無、大而無當的“閑”法。因此，如何激活憲法的條款和精神，使憲法不僅是一種象征符號和綱領宣言，更成為一種活生生的法治實踐和別具一格的法律空間，這是我國人權保障和法治進程中的一個歷史性課題。

　　只有當憲法有了足夠的關注與回應之后，只有當憲政的價值和原則熔鑄于現實的制度構造與運作過程之中時，教育公平的理想才會深深鐫刻在法治建設與和諧社會的點滴實踐中并閃耀在人民追求幸福的獵獵旌旗上，教育公平的觀念才會對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產生巨大的輻射作用并成為社會秩序維新與演變的強大動因，教育公平的實現也才有了最根本的制度支撐和法制保障。（苗連營）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