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廣州日報》報道，南方科大校長朱清時說：我在任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期間，如果得到上面批準，會做改革高考制度的嘗試。我主張高考不是一次考。只要國家批準，上完高二的學生都可以參加高考，我們可重點錄取高二參加高考的。因為高二的學生把課本學完了，又沒有參與高三一年考試訓練，創新能力還是很好的，原生態的，這樣的學生最容易造就。如果高二就允許考試的話，學生考試就沒有緊張感，考不好，高三還可以考。我們就需要爭取南方科大自招高二學生參加高考，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讓更多的學生不接受高三殘酷的訓練。

　　如果南大能像中國科大少年班一樣，從高二學生中錄取新生，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已經具備相當知識儲備的學生，就能借助這條通道，考上大學。這不僅是錄取機制的突破，更是對另類人才、拔尖人才和特殊人才的制度化鼓勵和賞識，更多個性人才自主發展的積極性得到激活，鋒芒畢露的創造活力得到挖掘。不拘一格造人才，才能得到貨真價實的落實。

　　“要賞識另類人才、特殊人才”之類的話已將嘴皮磨成了繭子，可選拔機制仍然壁壘森嚴，無論是高考選拔機制還是單位人事考評，程序化條文仍在發揮嚴重的阻隔功效，比如教育部嚴禁高一高二學生參加高考，否則，第二年禁止高考等。雖然這些目的是為了人才選拔機制的公正性和科學性，可如果用這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才，不允許例外，不允許多樣化，多元人才、創造型人才如何能萌芽并且茁壯成長呢？禁止性的制度，在維護了制度威嚴的同時，也成了“扼殺另類人才的搖籃”。而且，很多人和制度已形成了制度麻木，只要不符合既定的制度規則，另類人才和特殊人才就是卓爾不凡，才能出眾，也不會得到認同。公平效果達到了，“程序僵化”和“政策無能”的痕跡也能濃。

　　朱清時校長希望從高二學生中選拔優秀人才，這對于傳統評選機制是一種反叛和喚醒。考試，作為一種與生俱來的發展權，按說，是不能限制身份的，只要參考者認為自己具備一定能力和實力，作為教育管理機構，我們有又何必人為限制呢？就算是為了考生好，也應該是建議性的禁止，而不是絕對性禁止。我們能讓80歲的考生參加高考，能讓40歲的考生考研，能讓天才少年參加高考考取大學少年班，而且還讓在校大學生結婚，教育政策越來越人文性、與時俱進，為何就不能放開非高三學生參加高考呢？不能為多元人才設置暢通無阻的綠色通道呢？如此，高考的公平性顯然也就經不起推敲。

　　不允許費高三學生參加高考的理由是“高中學校會為了提高升學率讓學生高二高考”，這就更值得驚異了。說白了，高二參加高考就是“跳級”，學生能“跳級成功”，說明他們已經具備進入高校學習的能力，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升學率問題，非要他們“多學一年”？就時下而言，中國老百姓讓孩子上高中的最終目的，不是想考上大學繼續深造嗎？非要禁止跳級，浪費一年光陰，花費大量金錢，有關部門會為這種資源浪費買單嗎？

　　所謂“不拘一格造人才”，就是人才選拔機制應該追求“多格”、多元化、寬松、自由的，只要和國家的教育大政方針不違背，人才選拔機制最好別用一些臨時性的部門政策和條例來限制和捆綁，教育政策的自由度越強，人才創造活力就越強，這已經是中外實踐得出的結論。順應這種人才規律，才更符合人才成長規律。

　　少一些“這也管那也管”的“教育父愛主義”，天塌不下來，想當初，我們放開在校大學生結婚，就有人憂心忡忡“會出亂子”。可放開后，大學生并沒有出現“結婚熱”，因為絕大多數大學生還是能夠處理好精力和學業的關系的。所以，就算我們放開非高三學生參加愛高考，不但不會影響高考秩序，反而還能為高考政策增加人性化和科學化的口碑，何樂而不為呢？ （雷泓霈）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