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儀式，發展到舉國風行，蔚然大觀，且達到非如此不能表達情感的地步，那它一般總有著極其普遍的訴求，極其壯大的愿景，譬如萬人大簽名。新的簽名事件發生在浙江。報道說，60平方米的巨幅國旗在空中迎風飄揚，一群大學生在國旗下，高舉簽滿了學生姓名的橫幅，高呼“祖國萬歲”！據悉，這場由浙江 10校萬名大學生共同向祖國獻上的大禮，完全是由學生在網絡上自行發起的。巨幅國旗和橫幅簽名將在9所在杭高校繼續愛國接力傳遞。9月28日傳遞結束后，國旗和橫幅將寄往北京，獻禮新中國60周年華誕。

類似的簽名事件最近還有不少。如珠海市“酒后不開車”萬人簽名活動日前在該市體育中心啟動；9月18日，安徽省阜南縣舉行慶祝建國60周年暨“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8周年紀念活動，該縣萬名中小學生及群眾在“向國旗敬禮·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條幅上簽名寄語；在我國第9個“全民國防教育日”到來之際，鄭州警備區在少林寺、炎黃二帝廣場等景區，組織參觀國防圖片展和萬人在國防宣傳條幅上簽名等活動。此前不久，廣州市城管局也組織全市約3000名城管隊員集體上街，開展萬人簽名“告別亂吐亂丟”倡議活動。

我從來對一些“人多勢眾”的場景都感到沒來由的懼怕。我猜這大概是受到勒龐“烏合之眾”學說影響的緣故。勒龐說，群體沒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無法表現出任何批判精神。又說，群體因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勒龐指出的，是一種群體無意識狀態。

對一件事情，一種倡議，感到了認同，于是鄭重地簽下自己的姓名。于是這簽名本身，也就成為一種宣示，自然也成為一種儀式。雖然，把簽名作為一種公共儀式，到底起源于何時，已杳不可考，但以萬人大簽名來體現一種社會動員，卻是近些年來愈演愈烈的現象。倒不是說，任何公共儀式一旦泛濫，便成惡俗。而是在轟轟烈烈同時又此起彼伏的萬人大簽名熱潮中，我終究感到有一些應當直視而未能直視的細節，需要得到厘清。

以浙江學子簽名獻禮來看。學生們認真地簽上自己的姓名，是一種鄭重；以簽名來表達愛國，同樣是一份鄭重。但是這份寄托萬名學子鄭重之情的橫幅將如何處理？報道說，國旗和橫幅將寄送往首都，獻禮新中國60周年華誕。這自然是發起者的愿望，但依常識來看，我卻不知道，首都到底有多么需要這樣一個橫幅，又如何來保管它。又或此風一開，舉國各地各行業各階層為了表達愛國之情，都簽個橫幅送北京，北京怕也不堪其擾。這樣一番后果，大概就不是那些學子們在當初欣欣然簽下姓名的時候所能料到的了。

或許有人認為，簽名不必非得尋求保管，它只是一個形式，用于表達心聲。但即使這樣，在一些地方已顯得泛濫或隨意的萬人大簽名做法，仍讓人難以理解。而首要問題在于誰有權組織萬人簽名活動，誰對此負責？我總以為，這同樣需要納入規范而嚴密的體系中來。

我之所以用“事件”二字稱呼“萬人簽名”活動，因為這種在一個口號之下聚合而起的公眾現象，從性質上說，已是一起“群體性事件”。那么這在有關重大社會活動的審批中，將如何界定？是不是但凡有一個合適的緣由，任何人都有權上街發起萬人簽名？誰又來確認這樣一個緣由或倡議，是非惡意原則的？又怎樣保證活動不會被別有用心地操縱？抵制家樂福的公眾簽名情景，猶在眼前，而在近期的簽名事件中，我注意到珠海市“酒后不開車”的發起方之一，竟是一家啤酒廠商。一個純公益的社會動員活動中，一下子冒出個利益相關方的主辦者，讓人不知道，它是要讓人去簽名表白呢，還是自個兒打廣告？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任何事由上街請求萬人簽名，那未免不是言論自由之一種，足以用于彰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主政治進步。所以說到底，我之關注一些勢成蔚然的萬人簽名事件，在于兩點：一是愈演愈烈的簽名事件是否足夠解釋一切權利與權力，是否厚此而薄彼；二是希望一切公共儀式勿為萬人簽名所累。考慮到勒龐毫不留情指出的那種“烏合之眾”狀態，我們社會也應當盡量避免使公眾一再面臨一種“被極端感情所打動”之情境。(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