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風頭之勁，甚至超過了公認的“亞洲唯一發達國家”日本。這自然引起了趨于兩極的反應，有些人大聲叫好，認為這是社會富裕的最好表現；也有人對此感到憂慮，認為家底遠不如日本等國厚實，奢侈品消費能力卻率先與富人接軌，折射出的只能是一種畸形的社會風氣，更有人將其和貪腐、不正之風、貧富分化和為富不仁等聯系起來。

這些當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應該看到的是，在我們身邊(注意是“身邊”)，許多吃名牌、穿名牌、用名牌的時尚人士并非大富大貴，而是普普通通的白領甚至一般工薪族。他們買奢侈品的錢并非什么橫財，而是節衣縮食，從牙縫里摳出來的。一雙鞋、一瓶香水耗去一個月甚至幾個月薪水的故事，每天都可以聽到無數的版本。其中一些人是樂此不疲，另一些人卻是不得不捏著鼻子“奢侈”。

“奢侈品”的定義是“非生活必需的高價消費品”，既然“非生活必需”，就當量力而行。中國是個“新興”國家，人均收入還很低，在奢侈品消費方面“超英趕日”，著實讓人匪夷所思。

其他像中國一樣的“新興”國家，幾乎都經歷過這種“超前奢侈”的階段。諾曼底公爵征服英格蘭，成為英國國王后很長時間，法國的奢侈品一直是英國王室和上層社會的最愛；俄羅斯西化之初，不但法國、荷蘭的一切都被貴族們追捧，甚至不少達官貴人、富商巨賈，在自己家里放棄俄語，改用生硬的法語對話；由鄉巴佬“暴發”為法蘭西皇帝的拿破侖，繼承了從王室氣派、貴族體系直到宮殿、名畫在內的一切奢侈品；而法國作家梅里美的小說《達曼戈》中，那個驟然發家的非洲酋長達曼戈，同樣把從懷表到步槍等一切他認為“高檔”的東西，都一股腦掛在自己身上。

國如此，家也如此，大戶人家的“公館菜”更講究品位、烹飪，而暴發戶則特別垂青名貴食材；世家子弟的服裝面料名貴、剪裁得體，但看上去卻未必醒目，而乍富者則往往一身炫彩，甚至連名牌商標都不舍得揭掉。

說到底，這種“新富比舊富更顯擺”的心態，是一種轉型期的焦慮和不安：他們渴望獲得和“真正富人”平起平坐的對待，渴望得到社會對他們新身份的認可和尊重，但剛剛富裕一點的他們，所能想到的爭取手段，卻只有金錢。把錢花在奢侈品上，恰反映了這種復雜心態。

不僅如此，整個“新興”國家的社會價值標準同樣處在轉型期，對成功與落魄、有用與無用、值得交往還是應該排斥等等，往往也會自覺不自覺地簡單到以財取人、以衣裝取人、以是否“時尚”取人的地步。在家庭逐漸小型化的當代中國，對某種奢侈品、某類奢侈生活方式的共同仰慕，甚至成為許多社交圈子的黏合劑，這自然也造成了不少人“被迫奢侈”、“超前奢侈”的怪象。

要緩解這種“超前奢侈”現象，能做的事很多，然而說千道萬，最終都須落實到一點：給每個人找到除金錢、奢侈外更多展現自我的空間，給成功尋得除 “財富”、“名牌”外更豐富的評判標準。俗話說“五代出不了一個貴族”，要擺脫這種狹隘心理和社會風氣，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這個過程卻未必不能大大縮短。關鍵在于社會也好，個人也罷，都應盡快讓自己的頭腦和品位，跟上財富和奢侈品發展的速度。(作者系旅加學者)